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试论韩愈、杜牧、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传播

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过程入手研究,可知李贺诗歌能在唐代发扬光大除了其诗歌造诣颇高的内部原因外,还仰仗于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人建构的三级传播模式。第一级传播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重在传播李贺其人;第二级传播源于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重在传播李贺其诗;第三级传播受晚唐审美风尚的影响,重在传播李贺其事。三级传播呈现了一个递进关系。     

艾布拉姆斯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艾布拉姆斯的著作开始传入中国,其艺术理论“四要素”框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艾氏学术著作不断地译介,其批评理论也逐渐为学界所了解。因此,对艾布拉姆斯在国内近三十年的传播与接受进行关照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国内学者对艾氏展开研究,而且对国内文艺理论的建设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接受史展开

牡丹因其雍容华贵的姿容、灵异妖艳的传说以及崇游尚富的时风成为唐代文学聚集的焦点,形成极具特色的牡丹文化,影响达至邻国。韩国作家南羲采撰著的《龟磵诗话》,从诗评的角度,倾力展示牡丹构筑的唐代文化与文学情貌。《龟磵诗话》作为一部中国诗话的异国流变体,直接反映了唐代牡丹文化与文学在韩国的接受样态,对深入研究牡丹文化乃至唐诗风韵均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     

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莫言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88年,迄今为止,其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陈安娜、藤井省三、吉田富夫、尚德兰、诺埃·杜特莱等对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莫言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究其原因,得益于莫言小说创作中的世界因素,他将中国传统写实和外国魔幻主义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艺术地展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内涵,其标志性的莫氏风格成为广大海外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特有的民族性与真实性的融合,使其成为海外读者透视中国人心灵的一把钥匙;独特的语言魅力以及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知名电影后引发的再阅读,也为莫言小说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疑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中的影响与地位。     

论柳永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之传播与接受在明代迅速复苏,其词史地位亦得到大幅提升。此期柳永词因其言婉情真而被众多词籍大量著录,传播之势大盛,但雅派词籍的没落也反映出明人词学趣味的单一与偏执。柳永词的接受则显、隐双线并行,不但其绮语真情得到众多士人的推崇,其内在的平民化、通俗化艺术趣味与审美追求亦得到深度认同与广泛接受。     

从唐代诗文看唐人的环保意识

唐代诗文中有很多关于环保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增进环保意识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如颜真卿、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关于环保和生态的作品,都是显例。唐人的环保意识得益于儒家和佛教的相关学说,也与作家的自身素质和热爱大自然有关。     

从历代选本看韩孟诗派之传播与接受

诗歌选本的传播、批评功能及其产生的接受效果,是影响诗歌传播接受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对历代部分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并结合以文艺学的定性研究,对韩孟诗派在选本中的传播接受情形作一考察,有助于对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有深入一层的认识:一是统计韩孟诗派在部分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说明他们在接受史上起伏不定的情形;二是分析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篇和历史上的一些传播功能较强的选本,说明名篇对扩大诗人名声的重要作用以及某些负面影响;三是探析韩孟诗派多创新、重主观、多古体诗的艺术特点在选本传播中呈现出来的意义。总体来看,韩孟诗派的文学特质使其在选本接受中造成了选入量偏少、篇目不均衡等特征;选本的传播也使一般读者对韩孟诗派的接受发生了一定的偏移现象,名篇并不能完全代表其诗歌的主体风格。     

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之翻译、传播与接受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杜甫诗歌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越来越引起关注。通过统计近十年国内中文期刊(包括会议论文集)涉及到杜诗在英美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类文章,从翻译对话性角度出发,对杜甫诗歌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对杜诗学未来的发展和具体实践进行简要评述。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论六朝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六朝是我国诗歌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们的传播意识随着文学地位的确立而觉醒，逐渐发达的造纸术也诗歌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间诗歌传播中的酬唱赠答、歌妓乐工传唱、题壁与编选诗文集等活动都为诗歌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读者的接受又对诗歌创作从题材、体裁、风格与流派的形成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程代熙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新时期,我国巴尔扎克传播有了质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巴尔扎克全集>的译磬,更主要的是巴尔扎克研究朝着健康方向迈进.文学转折时期,作为文艺理论家的程代熙,凭借其科学研究的精神,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出发,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为我国巴尔扎克传播立下了功劳,为我国文学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文奥运精神的现代传播与接受

和平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奥运会是人类和平的一种表现,而人文奥运精神是奥运会的圣火,代代相传,永不熄灭,照亮着人类在光明、宽阔的大道上奋勇前进.人文奥运精神是整个人类的凝聚力之一,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联,很容易在世界各国产生共鸣;人文奥运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与人生态度等.人文奥运精神的现代传播与接受打破了民族、地域、国家等种种限制,范围由窄到广,影响越来越大.     

略论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唐朝统一西域后，设立伊、西、庭三州，由于汉语文的普及、兴办学校和科举，儒学和儒家文化在这里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文学的也有广泛传播。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对西域文化和中原的汉文化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建安时期文学的接受与传播

建安文学的研究历来多以作者或作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当时文学文本的流传,即文学接受与传播活动的状况,也应是重要的研究方面。互赠诗文、相互品评、配乐歌唱及编撰文集为建安时期文学接受与传播的几种主要形式。而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重文轻笔,以及对艺术表现技巧的探索,反映了这时期“期待视界”的变化,并导致一些题材、体裁及创作手法被淘汰,新的内容与形式被采用。因此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是形成建安时期“彬彬之盛”创作局面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黄金时代》传播、接受史研究

<黄金时代>自刊出后就受到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文中通过对<黄金时代>出版发行、传播、接受过程的梳理,进而研究其传播中受阻的现象,从而发现小说中关于"性"描写和知青小说书写两方面的开创性和超越性意义,并分析与此主题相关的研究热点,最后通过近十年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对研究的走向作出预测.     

新闻传播的接受之维——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

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支配地位,这对新闻传播的接受之维具有重大参照意义。这体现在首先应确立新闻传播中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其二根据期待视野细分受众;再次揭示新闻讯息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张力互动关系;最后尝试树立新闻定义中的受众地位。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