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海关“中立”之表现及其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以总税务司安格联为首的中国海关,为了攫取税款的保管权、确保中国照旧偿付外债及赔款,采取了在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间保持“中立”的策略。西方驻华使节对海关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使海关的“中立”得以维持。海关的“中立”,以当时的局势有着重要影响。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所以肯坐到谈判桌前,因海关“中立”而带来的财源枯竭及军火匮乏当是重要因素之一。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峙——兼论清朝覆灭的原因刘正祥徐精鹏太平天国以降,清王朝的政治构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权威不断受到地方权威的冲击和挑战,中央政府式微,督抚擅权专用,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此种情势在辛亥革命前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表...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

从传统海关制度到新式海关制度的海关制度变迁历程,既是清政府与列强、中外商人的利益博弈,也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海关制度绩效的竞争.以任用外籍人员为表象的中国海关制度变迁是清政府稳健式增量改革的成果,是一种以强制性开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强制性体现于西方列强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不平等条约,造成海关制度变迁的殖民特征,使得新式海关制度长期履行异化的海关职能,代表着嵌入式内部规则的外国商人成为海关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商人却处于失语状态.不过,中国政府在重新确定海关职能后,也积极改革海关,具有主导权.只有当中国政府完全认知现代海关职能并夺回海关制度制定权力之后,近代复杂的海关制度变迁才算告一段落.     

列强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

<正> 近代中国革命的几次高潮,都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列强在镇压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本质。辛亥革命期间,列强诸国不仅没有直接干涉,而且相继宣布“严守中立”,但无数事实证明,他们仍然是绞杀辛亥革命的元凶。一、列强为何宣布“中立”列强的侵略本性决定其不会放过干涉中国革命的一切机会。然而,当机会不成熟时,又往往打出“中立”的旗帜。辛亥革命期间列强所谓的“中立”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一)革命党人反满不排外,列强无干涉借口。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怕得罪外国     

关于张作霖的评价问题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受清廷招抚后,由一清军管带而至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后,因缘时会,又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自封为北京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居然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如从1911年冬张作霖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在历史进步的背后──清末“新政”初期困境浅析

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段之一，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段之一。一旦无意中割裂历史本身某些基本的因果联系，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之论就在所难免。适当考察清皇朝在“新政”第一阶段（1901—1905）所陷入的某些困境，或许有助于对“新政”第二阶段（1905—1911）最终为辛亥革命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解。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体念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比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等言论要实在些，也可信些。“新政”伊始，固然较之“洋务运…     

一九一九年甘肃代表团赴藏初探

1919年10月,当时甘肃省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指令派代表团入藏,对僧俗各界人士进行访问,使清末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这次访问对增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反帝斗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连企图霸占西藏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自是中国在拉萨的影响渐大”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觊觎已久。十九世纪末期,英帝国主义者多次从印度出兵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武装侵略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打开了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大门。在一八四二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上,英国侵略者就迫使清政府接受“领事报关”制,破坏了中国海关行政的独立自主权。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英国侵略者又伙同美、法侵略者乘机拒绝清地方当局执行海关征税权,建立所谓“领事代征”制和“关税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掠夺上海的海关行政权,为后来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形成开了恶劣的先例。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论杨增新对苏俄中亚政策的演变

本文认为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其苏俄中亚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在俄国内战中严守中立,到与苏俄中亚新政权合作直至全面发展关系的过程。这一政策的推行、演变是从维护新疆实际利益出发的,是相对独立于当时北京中央政府的苏俄政策的,同时它对中苏的邦交建立在客观上起到了先导作用。     

均等化视角下公共物品供给的可及性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

构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理论模型,测量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可及程度,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可及效应较为显著,并呈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这是由于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支持力度,大规模财政支出有助于缓解公共服务供给经费不足问题。应该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政府建立比较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贡献出最优的努力水平,实现整个国家层面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战略。     

“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引介西方政法知识时，并未将“政府”一词与西语对接。19世纪后期，日本语境中的“政府”概念在吸收西方政治意涵后回传至中国。受此影响，中国语境中的“政府”概念不仅与“government”基本形成对译关系，且逐渐成为流行词。此后时人开始在三权分立框架内建构和挪用“政府”概念。但因深受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影响，“政府”的定位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君相结构的“相府”。在中央层面，这导致原本应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体制重要环节的“责任制政府”改革，仍陷于维护王朝体制的窠臼。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附着的分权、独立之义，使得“政府”概念很难被官方用于中国地方政治。自上而下、连贯一体的“政府”体系，在清末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打破原有政治结构后，“政府”概念脱离传统轨道，进一步转向现代政治概念，现代“政府”体系也由此开始。     

1919年甘肃代表团赴藏历史背景述略

1911年甘肃代表团赴藏，使近十年西藏地方和祖国的不正常关系得到初步改善，打破英人利用外交讹诈手段分裂中国西藏的罪恶企图。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一方面是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目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传统关系和西藏人民爱国统一的“内向”之忱所致，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的争取和感召以及西藏团结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十三世达赖政治态度逐渐“内向”倾斜取得的，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甘肃代表团这次赴藏活动的历史背景。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美国政府与清末民初的“西藏问题”

美国政府于1899年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接受下来。当英国在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试图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时,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而表示了异议。本文主要依据英文档案资料,对当时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及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

一、辛亥革命前夕蒙古社会形势1901—1911年,清朝政府在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间,已处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机中.在外患日迫,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的形势下,在清廷朝野上下,大造起要求拯救北部边疆危机的所谓“恤蒙实边”,”筹蒙殖民”等舆论.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与舆论的压力,为挽救其命运,于1901年开始在全国各行省倡行“变法图强”、“立宪新政”之后,次年,宣布取消曾维护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对蒙古“封禁”政策,号召开放蒙古地区,大力推行“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我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变迁研究

本文解释了我国近年来公用事业管理领域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以及特殊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独特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在后改革时代,我国公用事业管理将继续遵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路径发展,但需要在干部人事制度和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