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在戊戌启蒙思想家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思想最为接近的不是具有师生之谊且一起出入政坛而被合称为"康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于这一点,两位当事人——康有为、谭嗣同均有明确肯定,梁启超更是对此大加渲染、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契合反衬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的分歧,同时也使戊戌启蒙四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微妙起来。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基督教

<正> 戊戌变法前后十余年间,是康有为、梁启超致力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时期,而同时又是基督教和传教士在华活动十分活跃,教案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一个时期。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基督教这种外来宗教究竟是怎样认识的?他们对基督教的在华渗透和教会势力的扩张取何种态度及对策?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活动对康、梁又有无影响?这些问题是研究康、梁思想与活动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外政治、文化、宗教关系的一个侧面,因此本文拟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梁启超“国报”思想与《清议报》的停刊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的重要机关报,它的停刊,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办报思想从办“一党之报”到“一国之报”的变化。“一国之报”要为“国民公益公利”服务,《清议报》已经无法承载梁启超新的办刊理想,火灾则为停刊另办提供了契机。梁启超的“国报”思想,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吸收了近代国家思想,在《清议报》时期逐渐形成。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政府“不足与图治”,加速了梁“国报”思想的成熟。梁实现新的办刊理想的愿望更趋强烈,最终导致《清议报》的停刊。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陈可畏进化论思想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理论结构。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他的进化论思想是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在为乃师作传时称康有为的哲学是“进化派哲学”［１］．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几乎贯穿于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所有著作和言论之中．长...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梁启超哲学思想初探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代名人。戊戌变法时期,他协助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在同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踔厉风发,所向披糜,已经“文名满天下”。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远游美澳,做逋客十数年。海外办报,妙笔生花,文章不胫而走,声名更著。此期,他力倡保皇、反对革命,成为改良派营垒中的挂帅人物。辛亥革命后,在翻云复雨的北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梁启超法治思想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系统总结,更是他在政治实践中对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大胆接受和吸收的产物,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晶。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在当今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凝质与流质之间——康有为、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

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各有鲜明的个性。康有为的执着、强毅、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与梁启超的多变、机智、随和、无成见、不能持之以恒等个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两人的个性差异主要是“凝质”与“流质”之间的差异。康、梁的性格特点与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动和失败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又是造成他们不同政治境遇的重要因素。     

康有为、梁启超佛教思想比较研究

康有为、梁启超虽都力图吸收与利用佛教中某些有益的资源为改良社会服务,但由于二人对宗教所持的立场及其涉猎佛教深广度的不同,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与认识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康氏始终坚信唯有定孔教为国教,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佛教只是为补充其儒家思想的不足;而梁氏则服膺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宪政原则,佛教对他具有救世、学术与自我修养等多种意义。比较研究康、梁的佛教思想,可从中窥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若干特点。     

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与人才思想

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在这严重的关头,为了拯救民族危亡,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们认为,要变法,就必须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培养维新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他们的代表。本文仅就康、梁的教育与人才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关于变法、人才、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所以,“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他们看来,教育是国     

维新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

维新运动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为实现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政治目的,倡导和重视女子教育.在康、梁女子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先进妇女开始觉醒,女子学堂陆续创办,女子留学渐成风气.这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重要作用,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试论梁启超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活动的领域很广,走过的道路又迂回曲折,从而留下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对这一类人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可以勾勒出种种不同的脸谱;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历来对他的思想评价见仁见智。以他1903年以前的早期思想来说,誉之者称他“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贬之者则斥责他在戊戌政变后即趋向“反动”。本文认为在戊戌前后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梁启超是有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1903年以前,他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他有首倡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提倡语文合一和输入西学等重大贡献。     

梁启超新民思想初探

中国的现代化要经过怎样的途径达到,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认识有所不同。康有为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政治,但不可断然抛弃君主专制。而梁启超则更重视平民的作用,特别当他总结了戊戍变法失败的教训之后,深切地认识到,只有集合起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才有可能战胜腐朽但却强大的封建统治者,取得改革的成功。而欲动员民众,则不能不有以民众为主体的自我觉悟。因此,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注重对民德民智民力的开启。     

梁启超改造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

从戊戌到辛亥,作为思想舆沦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其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思想和其它社会学说;二是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往人们在评价梁氏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时,多侧重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后一个方面。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全面的。有感于此,本文拟就梁氏辛亥革命前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做些探讨。     

《翼教丛编》的经典观

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 1898年 )的湖南新政运动 ,主要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经学思想为根据的。苏舆则编辑《翼教丛编》 ,用以作为反对康、梁的理论基础。指出《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根本就是承袭康有为《长兴学记》而来 ,是康学而非儒学 ;经典的真伪 ,并不如康有为所想那样武断简单 ;诠释经典 ,也应重视乾嘉主流的文字训诂知识 ;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工艺 ,而非西方的文化及制度。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演变的根源与由来

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维新改革家。从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他们是草堂师徒,共同奋斗;到海外时期,开始各行其是;从民元到复辟闹剧则正式决裂,成为政坛对手。二者关系的演变,在客观上根源于社会急剧变迁时政治斗争的频繁复杂,中西文化思想的猛烈碰撞;在主观上则根源于康梁的个性、思想意识、奋斗目标,以及环境对他们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