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西方古典文化的引介和认识

严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全面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他在引介西学过程中,通过翻译西学著作和撰写书评,对西方古典时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介绍,从而将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知识引入了中国。严复引介传播西方古典文化的工作,为维新变法和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文化武器,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需求,也激发了青年人探寻世界知识和外国文化的热情。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受严复和法国、日本等国启蒙思想家启发,深刻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他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致力于对国民的思想启蒙,并由此形成以新民说为主体的启蒙思想。他强调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克服民族自卑感,将中国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以达到新国民的目的。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仅具有政治实践意义,而且显示出重要而长久的历史价值。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严复对西学的传播及其成就

在近代中国,严复出于救亡图存的强烈责任感,遂积极传播西学。他系统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民主自由思想、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的方法论,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巨大启蒙。     

从中国近代报刊看中国旧民主革命的进程

维新派通过报刊宣侍西学、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文化思想桎梏，点出了爱国民主的火炬；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报刊揭露清朝的腐败统治，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驳倒了君主立宪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民主、反对平均地权的谬论，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梁启超

梁启超既是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又是杰出的一代报人.他20几年的办报活动,一直与其反对封建专制及列强入侵,倡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斗争相始终;论办报生涯之长,创办主编报刊之多,报业思想之新与丰,宣传的社会影响之大,在清末民初尚无人能出其右者.他一生的办报活动,不仅沟通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大解放与报业自身的发展,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与迈向近代化,而且还造就奠定了其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报界之巨子、杰出政治改革家和启蒙宣传思想家、传播西学文化使者中之主角的历史地位.     

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启蒙＂、＂救亡＂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地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思想选择。其中主要以严复和鲁迅为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释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翻译·想象·历史——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以晚清和"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民族危机的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结合"启蒙"、"救亡"的目标,翻译当仁不让地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思想选择.其中主要以严复和鲁迅为例,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样也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的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释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直报》与严复维新思想的传播

在鸦片战争之后,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大量涌现,它是西人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重要宣传方式,也是国人了解西学和宣传变革思想的重要舆论武器,严复最早与报纸发生的联系是在《直报》发表的系列具有维新思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严复就试图通过报纸来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努力与康梁维新派对报纸的期待是相同的。     

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刍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以“日本的伏尔泰”著称于世。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日本能够奇迹般地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文明”历史观则是他启蒙思想中最富合理内容和最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本文试图就“文明”历史观的产生根源、基本内容、合理因素和历史功过,作一简略论述和剖析。福泽“文明”历史观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它的产生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要求。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郑观应的人才观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人才问题的论述既是其同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主题，也是郑观应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批判科举，倡导西学；创办学校，发展教育，形成了他的有理论、有实践的人才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试论梁启超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活动的领域很广,走过的道路又迂回曲折,从而留下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对这一类人物,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考察可以勾勒出种种不同的脸谱;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历来对他的思想评价见仁见智。以他1903年以前的早期思想来说,誉之者称他“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贬之者则斥责他在戊戌政变后即趋向“反动”。本文认为在戊戌前后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梁启超是有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1903年以前,他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他有首倡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提倡语文合一和输入西学等重大贡献。     

简论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蔡元培(1861——1940)是我国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他介绍西学,提倡美育,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一些环节加以实施,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今天,我们在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总结和研究他的美育思想,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具有理论的价值和实际的意义。     

“西学启蒙丛书”中的西方史学及学界回应

西学启蒙丛书是由受聘于中国海关的艾约瑟主持翻译的,丛书中的历史初级读本是当时对希腊史、罗马史、欧洲史及西方史学叙述最系统、最完整的史书。艾约瑟编纂的《西学略述》概述西学源流,详细论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及沿革。这几部书在晚清学界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成为沟通19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组成部分,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和史学变革发挥了作用。     

胡适西学思想之评判

胡适的西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内省精神、弹性的西化主张、模糊的主体意识、可悲的虚无主义等特质。胡适一代的知识分子正处在中西学碰撞、交融历程之中 ,他的西学主张在理论上不一定全部可取 ,但他的反封建思想和为之探索精神不可全盘否定     

论民国初年严复思想的转变

在中华民国缔造前后,严复的转变可以说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号称“近世西学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成了“孔教会”的领衔人,一位“１９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成了共和国体的的驿得。亚复生命最后１０年的思想转变到意味着什么？民初伊始,严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错误估计使他的心态充满了矛盾,同时,也导致他对中西文化的思想探讨发生了转向,即以批判西学的消极面向主导代替了大力倡导西学以启迪国民的思想。其总体特点是反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的真知灼见

改造国民性,不但是鲁迅的启蒙思想,而且是鲁迅的真知灼见。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毕生进行了探索、实践,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黄遵宪的历史贡献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多方面成就和建树,并积极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人物,在19年的外交生涯中为维护中国主权,保护华侨、华工权益,促进中外友好与文化交流,作出许多贡献。他深知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决心寻求救国方案,并以政论与诗歌来表达他致力于救亡图存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不仅倡导和宣传资产阶级,维护新思想和启蒙思想,而且勇于实践,促进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     

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盛衰—试论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史学界一般认为,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对中国启蒙思想最有贡献的时期,是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为中心,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阵地,以梁启超为主将,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高潮。在此以前,梁启超的思想多是宣传、发挥康有为以及严复、谭嗣同等师友的学说;在此以后,梁启超转变为国家主义者,在启蒙思想宣传方面,出现了倒退,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