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花儿

花儿花儿文／屈文摄影／胡宪国赵文广张学会“花儿”悠扬、牵心动肠的旋律千百年来成为中国西北汉族、回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藏族等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花儿”还跨越国界，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花儿”文化跨时空谈花儿...     

说花儿唱花儿

花儿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3个省区的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与音乐完美结合的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受汉、回、土、撒拉、东乡等族人民的喜爱。花儿的内容分抒情、叙事两大类。通常为独唱或对唱形式。花儿在青海又称“少年”,演唱称“漫少年”。花儿有许多曲调(群众叫会儿),青海普遍流行的有:“阿哥的白牡丹令”、“尕马儿令”、“水红花令”等。青海是花儿的海洋,每年6月前后,很多地方都举行盛大的“花     

花儿

回族是个相对沉默的民族:几乎无歌,花儿例外;几乎无琴,口弦子例外。像沉默的大山中的清泉溪涧一样,一歌一琴打破了这个民族的沉默,或者说是更衬托出这个民族的沉默。花儿是产生并流行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回族聚居地的一种山歌,又称"少年"。它是回汉等各族人民,用汉语歌唱的、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格律和歌唱方式都相当独特的一种山歌。回族花儿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受到的文化影响不同,形成了不同流派的艺术     

论甘肃“花儿”的演唱特征

在中国西北卓越多姿的民间音乐里,有一种音乐形态以它热情高亢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曲词、变化多端的演唱方法而历久弥新,它就是被称作西北之魂的地域歌种——“花儿”.在历史车轮的前行中,“花儿”的发展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流派.本文从甘肃“花儿”入手,了解“花儿”的起源和发展,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花儿”这一经久不衰的民间山歌是如何从山村田野步入学术大雅之堂的.     

文化生态语境下的西北“花儿”研究

“花儿”是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汉、蒙、回、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土及藏九个民族的一类山歌歌种,至明代产生发展到现在,经过多民族花儿歌手们的演述与锤炼,它在动态的传承语境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创程式、文化内涵及艺术魅力。本文将围绕“花儿”的文化生态语境、音乐旋律形态及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与阐述。     

“花儿”小议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区)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深受人民喜爱。这些地区的群众,不但经常在田野里用高亢、清脆、嘹亮的歌喉漫唱“花儿”,而且在每年端阳节前后,夏收大忙之前,还有召开大大小小的“花儿”演唱会的习惯。这种民间“花儿”会,小的人数一般在四、五千左右,大的竟达数万之多。例如,甘肃莲花山、青海瞿昙寺“花儿”盛会,多达四、五万人以上。由于“花儿”流传的地区不同,因而语言风格、音乐曲调和演唱形式也逐渐形成了若干不同     

河湟花儿神韵之文化观照

河湟花儿主要流传于甘肃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湟水一带，是汉、回、东乡、保安、撒拉、藏等民族用汉语演唱的民间歌谣，它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传统花儿的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这是多数人将花儿称为“情歌”的原由）。除歌唱爱情的”情歌”以外，在一定程度上花儿反映精神文化、时代风貌以及一些社会问题和西北地区的风俗习惯等。     

河州花儿

“花儿”作为一种民歌在甘、青、宁、新四省区各族劳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河州花儿不同于洮民花儿,它的语言结构和临夏话的结构完全相同。如果不了解临夏话的语法结构     

青海回族"花儿"的爱情观赏析

作为口承语言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花儿”是青海各个地区的回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一种精神、生活文化 ,也是他们喜怒哀乐、爱情观、审美价值观等的真情表白。它具有深厚的艺术性 ,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青海回族“花儿”的描述 ,对他们的爱情观作一粗浅的表述 ,以期为今后的“花儿”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我们爱“花儿”

演唱民歌是历史形成的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一,如在壮族的“歌圩”、苗族的“游方”、侗族的“会期”、回族的“花儿会”等活动中,都是以演唱民歌为其主要内容的。民歌来源于人民群众,有广泛的生活基础,所以它有很强的生命力。人民用民歌这种形式控诉黑暗的旧社会,嘲讽骑在人民头上作成作福的反动统治阶级,歌唱新中国的美好,赞美各民族的团结,抒发     

也谈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

“花儿”,是对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类汉语民歌的统称。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间交往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柯先生在他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详见《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中,从花儿的产生、音调、语法结构、词汇、比兴手法等方面论述了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花儿的流行地区和民族等。然而拜读全文,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现述拙见,恳请指正。     

牙含章花儿著述校稿——花儿再序

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51页、178页上的内容提示，及牙含章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初版《花儿集》扉页、第89页、90页、113页、120页、148页、151页、178页、181页、199页上的批注及标示，对牙含章先生的原著进行了校勘复原。对《花儿再序》一文，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有数处提示，牙含章先生也有明确批注；《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原文录入，这两部分内容很清楚，校勘原稿时容易确定。关于牙含章先生寄给张亚雄先生的100多首花儿，按照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点明的：“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的提示进行复原。其中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5部分，有72首，加牙含章先生标示的“杏花二月天”10首，合计82首。这部分是清楚的。就是《野花儿》部分，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只是点了题目，没有指示具体内容。只能推测复原。根据牙含章先生“河州花儿多为男女对唱”的主张，以及《花儿集》下编花儿选中的“雄花和雌花”下“所录各首虽非对唱，但分写起来，可见风格”的括注，这部分男唱的14首、女唱的5首共19首，似为牙含章先生所搜集整理。另外，描写牙含章先生故乡和政太子山及河州一带的花儿18首疑为牙含章先生提供。这两部分合计37首。如此，明确的82首加上推测的37首。总数119首，约合张亚雄先生“冀达斋主白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之数。以上考证，详见拙文《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载于《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现将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整理研究方面的三部分著述的校勘稿发表于后。由于查阅有关史料的困难，复原稿一定存在误差。敬请方家教正。     

情感与欲望之间——论"花儿"情歌的基本文化特征

“花儿”情歌的内容,始终游走于情感与欲望之间。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简要分析和阐述“花儿”情歌的基本特征。     

多系统文化融合的结晶——“花儿” 渊源探寻

“花儿”的渊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与“花儿”相关联的许多方面,不作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要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虽然曾经有不少研究者作过论述,但由于多仅从某一个或某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识.本着这一情况,本文拟在汲取其他研究者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对“花儿”的渊源问题进行一些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探寻.     

洮岷“花儿”的戏谑事象与戏谑理论探讨

洮岷花儿以古朴的民歌样式和丰富的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而显示其独特个性。花儿会是洮岷人民盛大的狂欢节日。田野资料进一步说明 ,“狂欢”是洮岷花儿的一般性格 ,戏谑事象在民间生活中的广泛存在是这一性格的重要内容。对戏谑理论的探讨和建构是基于实地的田野材料。这些初步的理论也许对认识现实的民间文艺和文化现象中的戏谑事象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论新时期“花儿”研究的问题导向

<正>“花儿”是丝绸之路上古老的口传民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传唱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深受当地各族群众的喜爱。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花儿”已有百年的学术研究史。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力倡导“问题导向”,所谓“问题导向”就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时刻关注社会、学科的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1]。对于“花儿”研究来说,同样也要关注“花儿”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深化、提升研究的高度,进一步完善“花儿”研究学科体系。     

基于出门人与守望者视角下的“花儿”艺术论

文认为"花儿"是一种源自出门人与守望之歌,这一特殊的艺术根源决定了"花儿"的主题、基调、风格和其历史与未来走向。这是理解"花儿"艺术的关键和钥匙。     

论甘肃“花儿”的演唱特征

在中国西北卓越多姿的民间音乐里,有一种音乐形态以它热情高亢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曲词、变化多端的演唱方法而历久弥新,它就是被称作西北之魂的地域歌种——"花儿"。在历史车轮的前行中,"花儿"的发展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流派。本文从甘肃"花儿"入手,了解"花儿"的起源和发展,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花儿"这一经久不衰的民间山歌是如何从山村田野步入学术大雅之堂的。     

河州型爱情“花儿”男女对唱试探

“花儿”，也叫“少年”，是产生于河州地区（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州、甘南州部分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的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等民族中的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用河州汉语方言演唱，格律独特。“花儿”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曲调之丰富，可位列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     

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评述

“花儿”现之于中国，或许有数千年的历史；“花儿”一词见之于中国，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花儿’学史”之创立，却是近两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