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中间场域--"公共领域"能否在中国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趋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由互联网催生的网民群体是不是"公众群体"?他们是否具备"公众精神"?网络舆论是否公平、公正?尽管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网民群体依然无法与政治、经济强权势力相抗衡,难以形成独立人格、理性辩论的公众群体.因此,目前中国的网络舆论依然处于少数精英领导、多数民众趋同的状态,"公共领域"的建构还将任重而道远.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理想与现实之思

网络公共论坛的发展,给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很多学者认为网络虚拟空间可以代替现实的公共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建。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觉地满足公共领域的重建条件。不管是人性"本我"的非理性狂欢,还是政治参与的同情与伪善,都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挑战。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家公权与私权的分离;完善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路径,约束网民的非理性狂热;加强网络素养与道德规范教育,提高上网的文明程度。     

现代公共领域及其特性——查尔斯·泰勒的公共领域概念评析

在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元主题性的、极端世俗化的、外在于政治的公共空间,其中的社会成员能够在不受权力约束的情况下进行关于权力的理性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价值在于它以不同于权力相互制约的方式对政府发生作用,而政府不论从明智的视角还是从道义的视角来看都应当听从于公众舆论。相对于政治领域而言,公共领域具有规范性地位。     

局部性公共领域的扩展:Web2.0时代我国网络公共领域浅析

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往往使公共讨论流于形式,而网络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新机制,特别是Web2.0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论辩环境。有关热点事件的微博讨论展示出网络讨论的公共性、开放性、批判性和理性色彩,这表明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已初具形态。相对传统的传媒公共领域而言,这一公共领域在地域空间和议题范围上都有所扩展。尽管如此,这一公共领域仍然是局部性的,它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仍然有限。     

公共领域理论视域下的网络反腐研究

公共领域理论是学术界分析公共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网络反腐中的公众意愿、诉求等,实质是公共舆论,因而网络反腐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公权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源泉。从公共领域角度看,近些年来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制约和监督了公权力。但当前网络反腐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规范。规范网络反腐参与者言行、重建网络反腐公共舆论领域、完善"上传"和"下达"机制以及推进预防与惩治腐败体制改革等,是推动网络反腐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网络公共领域的当下形态及其合理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对历史现象的抽象和概括,有其基本的学理内涵和价值模型。网络媒介自由、平等、互动、公开、共享的信息传播属性为公共领域的网络化实现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但目前的网络媒介由于受到政治力量和商业资本的入侵以及公众理性的缺失等限制,呈现出一种“非完全式公共领域”的现实形态。理想的公共领域建构需要政府的制度性保障、网络公共媒介的建立以及公众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回归。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网络实名制的是与非——基于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视角

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网络实名制在推行过程中引发了各方议论。这些议论背后,实质上是涉及多方的政治诉求,也隐藏着建构我国公共领域的风险。以网络实名制为切入点,梳理中国近年来实名制政策的变迁历程;以政府、公众和网络运营商三方为分析视角,探讨各自背后的利益诉求与风险。作为哈贝马斯语境下典型的“公共领域”,实名制无法将虚拟网络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有效发挥,反而对其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对我国网络公共领域构建中的责任和困境的论证,总结网络实名制推进过程中的三种错误,即绝对自由主义,实名与匿名对立和推进过程中的一步到位;提出建构虚拟公共领域的两条路径和三个关键。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实践:可能、机制与限度

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网民数量的激增及网络舆论空间的生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并逐步成长。目前,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与现实政治过程有较强的互动性。本文通过对其进行具体的理论考察,揭示这种新型民主实践的可能性与运行机制,并研究其发展的限制因素,说明其不仅对我国公民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寻求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看到公共性的曙光,但也潜藏着网络公共领域结构瓦解的线索:网络公共性与私人化的融合、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娱乐消费的伴生物、网络公众从关注社会到回归个人、网络虚拟资本的运作与现实资本的移植等,这些特征都预示着网络公共领域面临结构转型的趋势。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     

从西方债务危机中的群众运动看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共领域是公众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动机而展开理性对话的公共舆论空间,理性批判和公共利益追求是其基本原则。西方债务危机引发的群众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严重干扰了国家解决债务危机既定方案和应对措施的实施,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使得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与获取民意支持方面进退两难,暴露了其公共领域现实存在中的不足。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在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基础上,重视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引导,凸显其公共性"本色",形成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公民社会模式。     

网络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影响作用探析

本文通过对网络作为新型的公共领域为政治参与提供新平台的阐述,说明网络政治参与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民主化提升的重要意义。由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非规范性和网络舆论代表整体民意不足等缺陷,为了保障网络政治参与作用的有效发挥与其健康有序发展,政府需要引导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舆论导向,完善网络政治参与影响政策制定的渠道,把握网络舆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并理性决策。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性难题

在我国,随着网民规模的日益增大,网络舆论撬动现实力量的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成员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然而,这一塑成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及其与塑成于现实空间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复杂交织,也同时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公共性难题,如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等.进一步而言,这三个难题分别展现出了网络主体的非公众性、网络议题的非公共性以及网络公共性的实现障碍.     

关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释与探析

公共领域处在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主要是对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事务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批判,形成公众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中国具有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网络公共舆论对政府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对新型社会监督模式的思考

互联网的开放性、主体性、分散性、互动性、匿名性特点使得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论渠道和网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然而,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促进政府行为民主化、科学化的同时,也冲击着政府的公共决策。政府必须树立全新的"治理思路",与网民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促使网络民意从虚拟回归现实,从情绪化转向建设性,实现理性和宽容。     

法制社会中的警察权--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考察

大政府日趋式微意味着警察国威风不再,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方式得以构建.如果经济基础的革新与发展所导向的只能是市民社会的兴起,那么警察权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其结果是为国家与社会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从物理上的公共场所,到公共舆论的形成,最终形成公共理性,警察权在自身范式转化的同时也在型塑一个合法化的公共领域.     

公共舆论、公共新闻和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共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日益突显。具有公民意识的公众是产生健康、负责、理性公共舆论的前提条件。公共新闻中传播主体和话语权向受众的迁移、传播内容的平民视角以及与受众互动的双向、多向传播形式的传播特点,表明其具有培育公众公民意识的社会功能。借鉴公共新闻的这些传播特点有利于培养我国公众的公民意识,营造一个健康、负责、理性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