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协议》再思考:质疑、辨析与改革前瞻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对<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制度框架提出了严峻挑战,引发了人们对其资本要求的充分性,监管规则的亲周期性,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的可靠性,推行内部评级法的合理性等诸多方面的质疑.然而<新资本协议>不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场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新资本协议>的制度框架及其监管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面对挑战和质疑,巴塞尔委员会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巴赛尔新资本协议>要担当起统一全球银行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历史重任,必须进行理念创新和制度改革,改革的走向应当为:安全与效率并重,重塑监管价值目标;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辅,加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互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巴塞尔协议Ⅲ的变革及其影响分析

次贷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对巴塞尔协议Ⅱ暴露的问题纷纷提出了改进意见,短短两年内催生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对巴塞尔协议Ⅲ改变内容及分阶段实施安排进行了归纳,并就巴塞尔协议Ⅲ将来对全球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以及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各国银行应在详细分析新资本协议基础上实时调整发展战略以应对未来几年新协议的实施。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启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了银行有效监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 ,对银行风险管理的整体思路、方法作了新的总结与规范 ,代表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未来方向 ,同时也对银行业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 ,我国监管当局已经公开承诺将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原则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监管 ,并积极参与了新资本协议的讨论。面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规定的新变化 ,尽快适应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 ,提高监管水平已成为我国监管当局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次贷危机后的诉讼案例看评级机构法律责任的演进

次贷危机前,美国监管当局对评级业秉承“声誉资本驱动”的监管理念和评级机构被视为出版机构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两大因素成为对评级机构追责的主要障碍。而在危机后引发的关于评级机构的诉讼案例中,法官裁定评级机构并非当然的出版机构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全面保护,而是应受到相应的前置条件审查后才能明确其出版机构的地位,这为追究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立法机构和监管当局也对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体系加以完善,从中显现出强化评级机构法律责任的趋势。     

美国次贷危机及对我国证券业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已经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和证券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分析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与深化过程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剖析了危机发生的成因,提出次贷危机对中国证券业发展的五点启示：加强对证券业的引导和监管;加快证券业自我创新体系建立;加强资本市场的制度性保障建设;加强公司治理和财务风险管理,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发展新型盈利模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等近些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揭示了单个金融机构运营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即系统性风险溢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等国内外金融监管组织相继提出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强化监管的宏观审慎政策思路。这些政策思路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评估单个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程度。鉴于此,以十二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基于条件风险价值法对这些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程度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等机构是我国系统性风险溢出程度较高的银行。为此,监管机构要深化前瞻性监管工具的应用,强化对这些银行的日常监管,形成风险事前预防机制,严格控制其债务资本工具,提升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完善这些银行的退出机制和自救机制等等。     

后危机时期金融监管之反思与变革

各国在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纷纷强化金融监管,通过变革寻求出路。美国大力进行金融改革,通过整合与优化监管体制、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实施全面监管等措施力图摆脱危机。这些措施体现了美国当局金融监管理念的变化,也显示了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基本发展趋势。中国应以人为鉴未雨绸缪,及时反思和检讨传统监管理念并对其进行更新和重塑,在金融监管体制上强化协调与配合,在金融监管方法上侧重金融活动和金融监管的实际效果,在监管范围上实现全领域、全过程和全参与者的覆盖,以实现金融安全和市场稳定。     

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传导的路径分析

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没有像分析家们最初预期的那样很快风平浪静,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本文对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的传导路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加强政府监管防范金融危机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同样不可避免的受到巨大冲击。本文通过对当前金融危机给我国企业带来影响的分析,进一步探讨我国企业如何在危机中通过加强自身财务管理以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研究动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借鉴1988年巴塞尔协议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引入了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以及市场约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综观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理论、方法及实践研究方面。理论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产生的意义,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在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条件下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该协议将对相关的金融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方法的研究上,从外部评级机构和银行自身内部评级等角度提出了多种计量方法,可以看出,该领域的讨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仍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对实践的分析可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对各国银行的经营及信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该协议在我国的实施仍存在各种困难,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在优化资本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在对信贷评估、业务流程、信息披露等各方面向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靠近,尽可能地降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使我国银行业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