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发生学考察

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涵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马克思与麦金太尔的现代性道德批判及其比较

“我应该成为何种人？”是现代人的基本困惑,也是麦金太尔与马克思批判现代性道德的共同旨趣,但二者理论路径却不同。麦金太尔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欲回归古典传统,马克思则在辩证思维主导下走向了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扬弃,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这个时代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他也无意于建构这一标准。马克思不同于麦金太尔的地方在于,麦金太尔将危机指向了启蒙道德筹划,马克思则将危机指向了现代性社会本身,认为正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现实带来了道德危机。马克思将所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视为通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认为个体的人、自由、对规则的遵守、科学技术、工商业等等,都是在为真正的人类解放准备条件。     

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将资本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基本建制,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不可超越的历史存在论基础。而当今思想界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往往将现代性原则同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其表现是理性批判和主体性批判成为其基本主题。在各种纷繁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中,马克思的思想被错误指认为经济还原论的同时,不少人反而走向了早已被马克思批判的观念还原论,从“意识”即“精神”的方向上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并展开批判,使其批判离开了现实历史的存在根基,重新揭示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思想维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启示——以“论犹太人问题”为视点

通过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度批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原则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轫、发展始终走在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道路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触及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作为“现实的人”的犹太人及其生活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前提;以犹太人为代表和映射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个体异化和分裂状况,是马克思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底座和核心内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方案在于从政治解放深入到经济解放,并直接上升到“人类解放”;对以犹太人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走出“犹太精神”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只有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逻辑教条和文明独断性,并对其物质内容和精神诉求进行彻底批判,才可能塑造符合中国现实及未来需求的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致力于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民性的现代化,真正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局限,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续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危机,有的学者断言现代性将要终结,有的提出现代性需要重写。现代性并不会终结,相反,它在续写着自身。续写是对现代性的完善和拓展。续写的必要性在于现代性的现实和精神层面发展不均衡,现代性仍需发挥启蒙和解放功能,这为现代性提供了巨大的续写空间。续写的可能性在于审美现代性批判为其提供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     

异化理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前奏

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问题,异化理论则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前奏。从哲学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批判;从实践上,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现代性批判对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代性批判之“异常思”:施特劳斯论马克思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把他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但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拯救危机的出路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由此出发,导致了施特劳斯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否定性理解,即:在其对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施特劳斯实际上把马克思看成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顶点,他隐微地始终在同马克思进行论战,具体体现在历史、自由和哲学这三个概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