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和文化交往

文化学和文化交往彭树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面对着书案上陈放的高有盈尺、誊写工整的《文化学引论》书稿，我不禁为作者李荣善的开拓勇气、严谨学风和坚韧毅力所吸引。当我了解到这是在很艰难条件下，作者在为大学生开设《文化学与文化史》讲座的讲稿基础上...     

我和文艺创作的渊源

我不是专业作家,平生安身立命靠的是历史,所以凡事总喜欢从历史谈起。说来也奇怪,我从小学读书就喜欢国文和作文这两门课程,尤其是作文。每当作业的卷子发下来,总会受到老师的赞许。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汉字还认不得很多的时候,曾应老师的推荐,在铅字印刷的学校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夜的哭声》的散文,写的是邻居一位寡妇的哀怨悲伤。文章刊出后,一时轰动全校,戏称我为“小作家”。认真说,这乃是我印成铅字的第一篇习作。后来入关在北平(今北京)读中学的时候,又是靠这支笔,在《大公报》的《大观公园》,《申报》的《春秋》以及《北平晨报》…     

审美场和文艺创作浅谈

1 审美场是指一种靠审美密码链将审美主、客体联结起来,实行审美信息、审美能量、审美动量交换,使主客体发生审美的相互作用,进而产生审美功效的特定“功能圈”。审美场的产生依赖于两大客观基础,一是二象构建的实践基础,(即人化自然基础)一是生命第三基本欲求基础。所谓二象构建的实践基础是指人类在物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双重式、二象性人化基础。一方面,在客体,即外在自然方面,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不断地征服大自然,使自然直接成了人的劳动产品和认识对象,人的劳动对象变     

鲁迅文艺创作的核心和体系

与任何一位伟大的世界性作家一样,鲁迅在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贡献于世界文学宝库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理论性阐述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论体系。对于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人们常常止于用一种现成的文艺理论体例或某一美学体例去加以套论,这多少忽略了鲁迅从自身创作实践中提炼出的文艺创作论的独特性。冯雪峰曾经指出,“鲁迅不是象一个理论家似的常常注意到逻辑的完整性,而是更多地注意实际的用处和更多地受     

文学的文化学和图志学问题

文学文化学问题的内涵极其丰富,文学作为审美的精神文化方式,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互相制衡和互相渗透的关系。文学的图谱系统是一个与文字文献系统相对应的非常庞大的浩如烟海的待开发资源。文学图志学以自身的学理和方法,对这两个系统进行现象的、考据的、阐释的和接受的二维统观和深度开发,可以形成图文互动互释的综合效应。这样重绘的文学地图,在意义、范式、资源、学理诸多层面都会有新的气象,就不只是一个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问题——当然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也很重要。     

旅游文化学发凡——一个文化学的视野

“旅游文化学”是我们正在着手研讨的一个课题。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旅游文化学”研究课题的提出正是如此。首先,是现代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据1982年时的统计,世界旅游总人数已达三十二亿多人次,旅游业已构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产业,1990年旅游消费额高达二万亿美元。因此,旅游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其间,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不仅人数庞大,而且他们的目的取向和行为表现也愈益复杂和多样,他们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及其影响更趋巨大和明显。这些都直接地影响到旅游客体(对象)和旅游中介     

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创作

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文艺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体现为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变化 ,商品意识的觉醒 ,导致写作个人化、市场化 ,以及作家自我包装和自我推销意识的强化。进而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深刻社会背景因素 ,指出了现代传媒为文化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也推进了文艺商品化     

论文艺创作的变形

艺术反映现实,从手法上说现实主义是写真,浪漫主义是假想,但从创作的表现上说,都是现实的变形。变形贯穿于创作的整个过程。在审美感知阶段,主体感官的差异和心理积淀之不同,使直观表象与心灵表象复合,形成反映的二度变形;在艺术构思阶段,情感驱动想象、移情、通感等心理功能,虚构的发挥,物象之跃动升华,感官幻觉之转换,使形象脱出原型,赋予新质;在艺术表现阶段,诸多表现手段的局限,语言功力之不足,尤使形象之最后完成和原有设计不尽相同,而只有少数伟大的杰构可以跨越障碍。在一部作品中,变形是无限多样的综合。夸张的变形是浪漫主义,隐蔽的变形是现实主义。变形是艺术创作的秘诀,没有变形就没有文艺。     

文艺创作与四化建设

(一) 随着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怎样转移呢?首先应从文艺的时代性出发,明确认清一个时代的文艺,应该为它那个时代的进步事业服务。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当然应该为我     

文化学数学化的“新”动向——从计量文化学到数理文化学

数学一直对文化学具有重要影响,但在早期多属于对文化学观点或理论在数量上进行验证的计量文化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具有生物学教育背景的欧美学者开始把数学化了的进化生物学,即进化动力学引入文化学研究领域,许多重要的文化学观点或理论得以运用逻辑清晰的数学语言进行描述、解释与论证。数学工具在文化学研究中的这种本体性运用属于数理文化学,为更广泛的文化学主题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仡佬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文化学分析

通过对仡佬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考察,认为仡佬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开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体育活动,形成了独有的传统体育文化,它不仅反映出仡佬族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习俗,更使其具有了多样性、节庆性、宗教性、全民性等文化色彩.     

文艺创作动机剖析

一、动机与创作动机的复杂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当愿望所指向的对象激起人的活动时，反映这种对象的形象或观念就构成活动的动机．即凡引起和维持人去从事某种活动，指引活动去满足一定需要的愿望或观念，就是这种活动的动机．可见，动机是和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机体有某种需要时，就可能产生相应的动机。马斯洛人文主义心理学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种水平，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当一种需要满足之后，才可能产生另一水平的需要，但也有交叉现象…     

俄国的文化学理论(下)——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化学思想

历史文明理论的第三个模式是70年代末提出的,它建立在古典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同时试图把科学的历史研究文化的方法论与之相结合。代表人物为契切林。他自觉地发展和推动了黑格尔模式的辩证法。他的辩证的文化历史观加深了(与黑格尔相比)理解文化发展过程的线性的一面,同时也加深了其内容的政治中心的涵义。他把世界文化史进行     

世界观与文艺创作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的人在某一生活领域中磨爬滚打了几十年,并且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却仍然写不出较好的文艺作品来。也有一些作家,取材于同样的生活,却写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表现了相反的思想倾向。这又当作何解释呢?这只能到世界观等方面去寻找原因。 关于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延安《讲话》中曾经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俄国的文化学理论(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化学思想

在俄罗斯思想史中,文化这个题目首次得到认真的理论性的阐发,始于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以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围绕着这些书简展开的争论。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文化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恰达耶夫的挑战性问题的反应和回答。在这些年代里,对于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来说,民族文化问题逐渐成为他们的个人间题,他们给自己提出的     

鼻烟壶的收藏和鉴赏

鼻烟壶是一种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它将玉石、珐琅、水晶、玛瑙、瓷、铜等与绘画、书法等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成为工艺中的珍品,在国内外收藏界享有盛誉。此外,鼻烟壶因数量不多,深受收藏者青睐。鼻烟壶18世纪盛行欧洲,     

花间词意象运用特点的社会文化学分析

后蜀赵崇祚所辑的《花间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词总集,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向来是为研究者们所共同认定的。但对花间词的研究,向来多从纯文学、纯审美,或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去进行。我们认为,从这些角度去审视《花间》固然十分必要和重要,但不足以全面认识《花间》和揭示花间词的实质和特点。因为从根本上讲,花间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是当时时代文化的特殊产物,其意义、其地位,是决不仅限于文学范畴的。因此,研究《花间》离不了社会文化学的环节和视角。     

避讳的文化学探索

避讳既是一种民俗 ,又是一种修辞方式 ,在我国绵延数千年 ,历史悠久。它最初产生于尊祖敬宗的需要 ,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特有产物。这一民俗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通过不断地去粗存精留传至今 ,成为一种力求表达婉转平和的修辞方式。它的存在和运用 ,体现了人们趋利避害的精神追求 ,体现了社会文明的程度 ,所以它是交际的需要 ,更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