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乐——读诗随笔之三

鲁迅在《致窦隐夫》的信(1934年11月1日)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这就因为诗歌本来就是一种音乐文学。 诗歌可以说是和音乐同时诞生的孪生姊妹,它们都是原始人劳动生活的产物。《淮南子·道应训》中对举重劝力之歌的记载,鲁迅《门外文谈》中关于“杭育杭育派”的论述,都生动地说明了诗与乐都是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节奏出现的。从其最初的源头,它们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杭育”、“邪许”这种劳动呼声是有节奏的,是抒情的,是最早的诗,也同时是最早的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原始歌舞的情形时说:     

鲁迅的前期诗歌与其思想发展

鲁迅诗歌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因为鲁迅诗歌不但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旧体诗和民歌体诗、外国诗式而创作的宝贵文学遗产,是本世纪前三、四十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艺术概括和伟大史诗;而且也是鲁迅思想的艺术再现,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所写的诗,是迄今为止所收集的鲁迅诗歌的最早作品。这时期他的其它     

直抒胸臆下的真情流露——论弗罗斯特诗歌的直接抒情方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现方式,抒情是作家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理念的辩证统一。因此．任何抒情诗都有一个关于抒情方式的问题。然而,不同的诗人往往会因自己的诗学理论和个性气质而采取不同的抒情方式．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并以此突显自己的诗歌风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弗罗斯特在抒情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其多变的抒情方式就是其典型表现。其中,直抒作者之情是弗罗斯特最有代表性的抒情方式。诗人在其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农事诗时常通过直抒抒情主人公“我”或“我们”的胸臆来流露真情,实现表情达意的抒情功能。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诗文化的裂变与认同——兼论传统诗词与现代新诗的辩证关系

中国诗文化的裂变与认同——兼论传统诗词与现代新诗的辩证关系陈良运中国是有丰富诗文化的泱泱大国，“诗言志”和“抒情”等重要的诗歌观念自先秦发明以来，作为抒情文学的诗词曲赋，一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中处于主导地位。诗是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提高...     

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诗歌的抒情模式及性别意识

妇女诗歌是 2 0世纪上半期新诗重要的组成部分 ,形成了多种抒情模式 :非女抒情、泛女抒情和少量的女人抒情 ,没有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抒情模式。其中无性别意识的非女模式占主导地位 ,集体无意识般的集团式抒情远远多于女人的自我意识高度觉醒的个体抒情 ,无女性性别甚至男性化的“思想写作”常常大于女人化的“情感写作” ,非女化的抒情风格是由现代知识女性处在动乱、革命、战争等非性别化的生态环境中造成的 ,也受到“思无邪”、“止乎礼义”、“兼济天下”的中国诗歌传统和重哲理追寻的外来诗歌的影响 ,诗的启蒙教化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妇女写作的特色及性别意识有时可以通过细腻的笔法和“唯美”的形式呈现出来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试论“词无达诂”

从广义说来，凡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音乐等等，都应该是“无达信”的。“无达估”，实际涉及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本质问题，古今中外皆然；西方不是有～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一种，它是最纯粹的抒情诗。从某种角度讲，词与抒情诗的原理是一致的。“词无达信”虽与“诗元达访”两者同一原理；但是，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毕竟有别于一般诗歌，具有自己特点。最早明确提出词有别于诗的是李清照。她在《词论》一文中以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着眼，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一著名论断。能以简洁的语言，…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论“南方生活流”诗(下)

五、诗歌语言的非优美化。唾弃矫揉造作,拒绝优雅精致,以质朴、自然的纯现代口语入诗。随意性被强调。俚俗,噜苏、非规范化这些诗家大忌,如今都有了用武之地。共同的指向是以灵活多变的现代语言感来表现现代人的心态和意绪。 在新时期诗歌的第二次浪潮对第一次浪潮的跨越中,诗歌语言的全面更新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在非意象化的同时,“生活流”诗人群力求以富有日常会话语势的纯口语写诗,完全抛弃了脚韵,“加工”、“提炼”等语言运用上的旧有修饰语,至此已完全不适用。词语仿佛纯粹是漫不经心地用到诗里的,带点儿自嘲,带点儿自怜,也带点儿自尊,非常适应抒情内容的平民化和家常化。典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鲁迅旧体诗初探

鲁迅所作的旧体诗,是鲁迅留给我们遗产中珍贵的一部分,现存六十三首。重读鲁迅的诗歌,不仅使我们得到艺术享受,还有助于了解历史,提高文化素养,激励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鲁迅的诗广泛吸收前人的成就,融政治、诗歌于一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实践上,他经历了“路漫漫其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他的诗作是他诗歌理论的实践,他的诗歌理论又来源于他的诗歌实践。他主张诗歌以独创为贵,认为诗歌虽然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终究以后一种为     

重视与学习鲁迅诗歌

<正> 鲁迅的诗歌,同他的小说、杂文等都是他的重要作品,也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但是,鲁迅诗歌在许多时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实在有为鲁迅诗歌申辩几句的必要了。鲁迅的诗歌创作,开手最早,历时最长。从一九○○年二月写《别诸弟三首》起,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亥年残秋偶作》止,在三十六年间,就诗歌创作而言,鲁迅除写有散文诗集《野草》外,还写了自由体诗、民歌体诗、骚体诗和旧体诗等七十八首。这些诗篇,几乎全面地真实地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诗人的情志和他战斗的历程。这些诗篇,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自题小像》、《梦》、《爱之神》、《他》、《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好东西歌》、《湘灵歌》、《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亥年残秋偶作》和《自嘲》等著名的诗篇,不胫商走,流传甚广,脍炙人口,使读者灵府为之朗然。像人们传诵的《自嘲》一诗,是鲁迅诗歌的代表作。     

先秦时期诗歌的传播

先秦时期,人们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范行为的目的。当时诗歌的传播便是诗、乐、舞三者高度融合的被称为“乐”的传播。传播的内容即“志”,它的最初意义就是指“诗”基于人类交往最原始的记忆功能,而后转向表现思想观念的沟通,成为记录与抒情兼有的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志”的记载功能为散文所承袭,抒情功能上升为主要特征,主要指作者的志向怀抱。“诗言志”在此一时期兼具记录记载与抒发怀抱的双重功能,并相应地有“观”、“陈”、“喻”、“导”四种传播方式及被孔子概括为“兴观群怨”的传播效果。通常仅在诗学意义上理解这些理论,把诗歌的传播仅视为用诗的行为,对文学及文化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分析研究当时人们对诗歌的传播状况,将会深化对这些理论和用诗行为的认识与理解     

浅谈鲁迅诗歌中的杂文笔法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作品时说,“我于旧诗素未研究”,新诗则“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新诗人的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其实,从1900年春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我们现在见到的鲁迅诗歌近八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白话新诗和民歌体,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循着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我们可以见到这位杂文大师所独创的诗歌艺术天地。 鲁迅杂文的特质之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称自己的杂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一创作精神也溶化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其诗也是战斗的艺术结晶,锋利的战斗光芒与其杂文交相辉映。他的诗诞生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年青时代在东京写的七绝《自题小像》就是一曲深沉的爱国主义绝唱:“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祖国存亡与共的联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统治与侵凌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然后通过寒星“寄意”,誓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诗经》情感研究三题

众所周知,情感在文学作品,尤其在诗歌中,是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它是诗歌艺术成败的关键。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①。郭沫若同志也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②由此可见情感确...     

论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

在全面继承诗骚以来中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基础上,李白把初盛唐抒情言志诗歌推向令后人望尘莫及的顶点。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处理,还是体裁形式的继承创造,抑或是强烈的主观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变化莫测的结构等等,都呈现出在其他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作品中难以模仿复制的“顶点”状态,集中展现了李白的天才诗艺与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依托于持续上升、臻于顶峰的伟大时代,厚植于自由繁荣的思想文化沃土,是初盛唐以来持续走高的诗歌抒情性的终端显示,更是诗骚之后、汉魏已还的传统抒情诗艺术的最后总结。     

“夺胎换骨”诗法的道教术语渊源

“夺胎换骨”是宋代重要的诗学术语,与道教内丹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晚唐五代道士吕洞宾最早提及“夺胎换骨”之语,宋代黄庭坚将之用于诗歌批评中,遂形成“夺胎换骨”诗法.黄庭坚提出的“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诗论也源于道教内丹术,与“夺胎换骨”关系密切,均将苦修作为学诗与修仙的关联点.这一关联点又对陈师道“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歌主张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