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中国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门限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199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科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门限效应＂。主要结论有：科研、教育支出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促使科研支出产出弹性出现＂门限效应＂的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当人均GDP高于7 480元时,其产出弹性从0.144提高到0.177;促使教育支出产出弹性出现＂门限效应＂的主要是教育支出自身的大小,当人均教育支出高于298.87元时,其产出弹性从0.207提高到0.222。因此科研支出要视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适度投入,而教育支出则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外溢性、公共产品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和效应分解

利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估计了中国省际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当期影响效应,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人均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文教科卫支出的增长提高了当地经济增长率。但是,基本建设支出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为正,远远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而文教科卫支出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并且远远高于其直接效应。从长期来看,空间外溢性的存在,使文教科卫支出对整体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大,远远高于基本建设支出。     

参数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现有有关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文献均假设两者之间关系为线性关系,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财政分权与省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临界值效果。利用中国1980-2004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动态的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和仿真试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平衡性,其影响力度因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小于0.1707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为0.1211;当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第二区间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为0.1925;而一旦人均资本增长率处于高区间时（大于0.2909）,财政分权的影响力度变为0.2731。     

公共支出、支出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25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公共支出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工具之一,支出效率反映了支出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基于中国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公共支出、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确定,但支出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并起到公共支出产出效应的门槛作用;东部城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的支出效率分别大于0.60、0.68时,公共支出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78—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时空交互效应的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构建双区制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在不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在短期与长期均促进了本省份的经济增长,同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性,短期内抑制了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长期内促进了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且省份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省份内的影响效应;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处于低区制与高区制两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与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区相比,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强。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

Azariadis和Drazen(1990)的人力资本门槛外部性理论研究发现,引入人力资本后两部门增长模型存在多重稳态均衡,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一门槛值后经济体进入新的平衡增长路径.然而,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人力资本对FDI等单一影响的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在经济增长框架下讨论中国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力资本门槛值,并考察了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对物质资本、FDI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回报率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效应确实显著存在,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的门槛值达到9.75年,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后物质资本和FDI回报率均大幅提高.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农民收入对水稻生产中化肥产出弹性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3个省份在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面板门槛模型,从农民人均纯收入视角对水稻生产中化肥产出弹性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当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门槛值两侧时,水稻生产中化肥产出弹性存在显著性差异,当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3950.3元时,水稻生产中化肥产出弹性会明显提高.从考察末期窗口看,样本中除云南省外,我国其他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已跨过门槛值.     

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及我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本文首次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我国省区间经济增长率在收敛速度上具有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存在经济增长障碍,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然而,由于较高收入省区的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省区,我国富裕省区与相对落后省区的人钧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式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影响中国式分权之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均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当市场化进程高于某一门槛值后,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降低。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推动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通过消费、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现收现付制、降低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资料,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缴费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仍为现收现付模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率变化对个人储蓄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个人储蓄率和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当前养老保险制度通过降低缴费率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降低缴费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鱼和熊掌能否兼得？：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和有效配置。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94年1季度至2010年3季度我国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是时变的,并且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区制转换与不同财政政策下的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当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的增速高于经济性支出的增速时,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紧缩性或稳健性财政政策时期。反之则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推动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通过消费、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面板因子误差结构模型下人力资本增长效应的再检验

人力资本常被认为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度量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的极大差异导致该研究仍争议不断。本文采用中国1985-2014年 的省级面板数据,在经典的增长核算框架下引入因子误差结构控制不可观测共同因素的异质性影响,利用Bai(2009)的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分解为B&S式的创新效应和模仿效应后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显著的模仿效应上,创新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在改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度量时均保持高度一致,且各模型回归结果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效应虽不显著但其显著性开始逐渐提升;随着中国整体上向技术前沿的趋近,人力资本对TFP的边际影响以及模仿效应对TFP增长的贡献均逐渐降低,与之对应的是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双降”的典型特征,这构成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回落的重要动因。文章基于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产出机制的门槛效应研究

实现科技创新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科技发展政策的前提是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有充分的认识。本文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R&D强度和R&D经费中企业经费所占比例作为门槛变量,对我国1985-2013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产出机制发生了转变,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门槛,R&D强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661%和1.325%,R&D经费中企业经费所占比例的门槛值分别为29%和67%。两个门槛变量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在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控制变量的前提下,我国专利产出的增长都经历了从以R&D人员增长为主要影响因素到以R&D资本增长为主要影响因素的转变过程。在这个机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教兴国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非线性模型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与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一致。     

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机制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中央转移支付如何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进而影响民生福祉。通过构建一种基于幸福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使用1997-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长期存在增量预算特征;2007-2013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领域存在显著的粘蝇纸效应;地方财政对基本建设支出在1997-2006年期间存在显著的攀比之风,社会消费惯性则对2007年之后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正向激励;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机制受空间因素影响较大,且在1997-2006年期间部分财政支出类型受非本省域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反而更强,但在2007年之后所有类型的财政支出普遍受到本省域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