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无华──王弼哲学与美学

王弼是魏晋玄学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只活了２４岁，但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这方面，哲学史家多有论述。王弼很少谈艺术和美，但他有关宇宙本体和人的思维方式的言论对中国美学的建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美学史上他应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有些美学史论著不提王弼，这是不妥当的。一、以无为本“有无之争”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之一，玄学家们大致可分为“贵无”、“崇有”二派，“贵无”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弼，其他还有何晏、嵇康、阮籍、张湛等，“崇有”派的代表人物为郭象、向秀等。王弼是坚决主张宇宙本体是“无”的，他…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

<正>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维新派赞助甚力又连生纠葛,二者关系扑朔迷离。以往论著多取政治视角,囿于派别成见,以洋务与维新两派的政治搏斗立论,从而抹煞了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似乎缺乏历史感。本文着重从人际关系、心态分析和学术论争等角度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管窥蠡测,冀求批评教正。一维新派的同路人张之洞与维新派结缘有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早在甲午战前,他就以捐赀广学会翻译出版西书而著称,更以对外主战和兴办洋务的恢弘气度赢得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景仰。讲求变法的杨锐、夏曾佑和汪康年等人相继入张之洞幕;刘光第也“时时想闻风采”。梁启超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主张“力赞芗帅”(之洞别称)。甲午战争期间,     

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

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张之洞“假维新”辨析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认真探索而又尚未被深究的课题。以往论著虽不乏论列,但大多囿于成说,或说他“代表顽固势力反抗新潮流”,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或视其投机“装扮成维新大员”,是“假维新的主要代表人”。前一种观点因缺乏证据,和者已寡,可姑置勿论;后一种观点则颇为流行,至今令人扑朔迷离。其实此乃附会揣测之论。新近已有人在论著中对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假”提出了异议,但尚乏深入探究。本文拟就此作些辨析,以期还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本来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十七年小说流派刍论

十七年(1949——1966)小说创作有没有形成流派,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李国涛、方浴晓、刘再复、楼肇明、刘锡诚、蔺羡璧等同志认为存在一个以赵树理为主将的“山药蛋”派或“山西派”。冯健男、鲍昌等同志提出了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还有人提出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或“湖南作家群”。这三种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足以地域划流派,每个流派作家都是某一地区人而又以本地区生活作     

经济史研究中的文化视野——《世纪末的兴衰》读后

继《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之后,陈钧先生近期又推出了他关于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研究的新作——《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的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从研究的内容和思路看,陈著两书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前书注重从历史哲学意义上对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与实践进行反思,后者则更精细地叙述历史过程的同时,侧重对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作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这便是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所讲的“重估也许比建构更重要”!     

品味克莱夫·贝尔的“意味”

贝尔提出艺术乃“有意味的形式”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即他极力贬低再现写实性艺术,并为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派”的艺术实践作直接的理论论证。在他看来,一切艺术的基本特点绝不在于对现实的再现,而必须是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在一切艺术中唤起我们审美情感的普遍性质,也就解决了艺术的基本性质。这性质即“有意味的形式”：“离开它,艺术品就不成其为艺术品;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没有”①贝尔是由情感出发来探讨审美和艺术本质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对某种特殊的现实之感情的表现”②,“艺术家…     

“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诡辩吗?

在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辩证法最富于代表性的命题;而他的学生克拉底鲁的“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诡辩论.我认为:赫拉克利特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克拉底鲁作为最早的诡辩派代表都毋庸置疑.但就这两个“踏进河流”而论,都不能成为辩证法与诡辩论的代表命题。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

近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的讨论,这是个长期来没有认真探讨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文章中,大多要提到三十年代初崛起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套上“反动”、“逆流”的枷锁。几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派”就成了一股与“左联”背道而驰的反动流派。然而,“现代派”究竟是什么人组成,代表作是那些作品,他们的主张如何,政治倾向怎么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思想

利用外资的思想是张之洞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是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指责洋务政策的。对于利用外资,也持反对态度。但不久却一反这种态度,大谈“讲习洋务”,“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而且极力主张借用外资来办理一切洋务活动。甚至还主张容许外资在华设厂或中外合办企业。他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第一,中法战争的爆发,使他开始注重于对外关系。战争期间,他借用外债,以购买或制造枪炮,取得了一定的效益,萌发了利用外资来改变中外强弱之势的思想。战后,他就先后与英、德、日等国的资本势力发生了关系。第二,由于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     

湖北省经济史学界讨论“张之洞在湖北的经济活动”

七月上旬,湖北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在武昌召开了“张之洞在湖北的济经活动”学术讨论会。武汉地区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省市、地方志的有关同志莅会并提交了多篇学术论文。与会者认为对于张之洞的学术研究,是湖北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治鄂十七年,在湖北武汉设钱局、练新军、办学堂、兴商务、修水利、建工厂,影响很大,至今武     

吕坤对理学批评的评析

吕坤是晚明涌现出的一位颇有特色的思想家。他与理学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个颇有争议的课题。本文拟就他对理学的批评这一问题作些评析,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 吕坤对陆王派的批评。 他批评此派为理学中的“异端”,叫人要“将释典及陆子、白沙、阳明一切诸书,暂束高阁。”(《去伪斋文集·与邹尔瞻论学书》)这里所提到的陆子、白沙、阳明,都是陆王派的代表人物。吕坤将陆王派的著作与释典等同,斥为异端,叫人们不要去理会。 王阳明是陆王派的集大成者。吕坤对他的批评也最多、最尖锐、最深刻,批评锋芒直指“良知说”,击中王学的要害: “阳明说良知,乃在情上立跟脚,认     

论蹇先艾的短篇创作

蹇先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作家。他是在“五四”中期唱着乡音步入文坛的。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就将蹇先艾早年的短篇作品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序》里称赞道:“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将他与王鲁彦、许钦文、裴文中等并列为“乡土文学”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蹇先艾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用     

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他开辟了与现代新儒学迥然不同的“继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唯物主义哲学方向;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不应忽略的重要一章;他是昙花一现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其实这派哲学亦颇适切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他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简称为“中体西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问题。一提及这个问题,人们自然首先注意到张之洞及其《劝学篇》。那么,“中体西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张之洞附和并强调这一观点的原因及其目的何在?怎样理解和评价这一问题?考察我们这个民族近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论争,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教训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了。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试评马尔库塞的“文化工业论”

试评马尔库塞的“文化工业论”吴海，周启杰一赫伯特·马尔库塞是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哲学研究生崖中，他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及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后半生，主要侧重于探讨“批判的社会理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