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芭蕉的俳谐之旅与风雅之道

在日本文学史上"风雅"一般指全体艺术,而贯穿在松尾芭蕉艺术之道的"风雅"为俳谐之意.松尾芭蕉把乾坤之变视为风雅之因,在天地自然变化之中一味追求新的俳风,直逼以"诚"为本的风雅之道.当时松尾芭蕉接受中国文化时的审美心理的调整过程,以及创造新质的选择机制,从他的旅行记中得到了阐释.     

宋代俳谐文学与民间文化之关系

俳谐文学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在两宋期间形成一股创作浪潮,这与宋代民间文化的崛起紧密相关,以杂剧为代表的宋代民间谐趣文化深刻影响了文人的创作理念,使之对诙谐俗趣的认可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然而,顺应文化潮流的文人内心却充满着强烈的自我警醒。面对可能耽溺于世俗文化的深层焦虑,使他们总在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俗文化的抗拒。趋近却又抗拒的矛盾心态促使他们创造性地改换俳谐文学的品貌,在诙谐作品内部开拓正统品格的空间,化解雅俗价值观的矛盾,这其实延续了中国士人通过个性化的自我表白来构筑文化空间的传统,也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俳谐艺术的民间特性。     

辛弃疾俳谐词的艺术手法

辛弃疾的俳谐词不仅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艺术手法多种多样,嘻笑怒骂,皆成佳篇,充分表现出辛弃疾独特的思想性格和杰出的艺术才华。对其俳谐词常用的一些艺术手法进行分析,更进一步体会辛弃疾作为宋词的集大成者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论魏晋南北朝俳谐文学对中晚唐散文的影响

与重政治教化、主抒情言志的严肃文学相比,俳谐文学的发展因强调诙谐、游戏文字以达到娱乐宣泄的特质而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作为文学史原生状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俳谐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构建完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间隔年代较近的中晚唐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所受影响尤甚。俳谐文学与该时期散文创作的结合,是对魏晋时期俳谐文学在内容思想上的借鉴与发展,也是魏晋以降文人创作的主体性在文学创新上的探索与努力。     

唐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意趣

从唐代开始,弄孔子、乱经传之优戏表演不断涌现。作为一种由学术论议、宗教讲经演化而成的以插科打诨为主的特殊戏剧形式,唐代“弄孔子”的活动始于宫廷,由优伶传及民间,形成化雅训为俗讲、化圣经为讹传的戏弄艺术。考察这一戏剧形式的演出与流播,有助于我们了解装扮表演孔子由宗教而伎艺、由伎艺而戏剧、由雅及俗的俳谐意趣中所隐含的关于唐代政治、宗教与文化生活的丰富历史内容。     

《滑稽小传》撰者“乌有先生”为周紫芝说——兼论周紫芝的俳谐文创作观念

《滑稽小传》撰者"乌有先生"为宋南渡诗人周紫芝。"乌有先生"非其本号,而为周氏所撰《〈滑稽小传〉序》的署名,序文见其《太仓稊米集》。《〈滑稽小传〉序》以拟体俳谐文的形式写成,故此序文属假传体俳谐文,"乌有先生"亦系假号,系作者为迎合《滑稽小传》之内容特点而作,其立意来源有二:一则取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乌有先生"之名;二则因竹坡独爱"人见则避"的乌有而取。《滑稽小传》今已散佚,盖多为拟体俳谐文。《太仓稊米集》中多有类似俳谐诗文,并不时论及可补"小说"、"稗官"之不足的"滑稽谐谑"杂说琐闻可资印证,说明周氏之创作此类文体并非偶然,实乃自有丰富之创作实践与明确之创作观念依托,亦可窥见有宋一代士林诙谐戏谑之风的盛行及对俳谐的文学观认识之进步。     

论韩愈《毛颖传》的托讽旨意与俳谐艺术

韩愈《毛颖传》并非是抒发作者有才而不能见用的感慨,或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曲折表达了韩愈对体现在官员致仕问题上的君臣之道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韩愈与白居易、裴度等人所代表的意见存在分歧,从中折射出元和士人政治态度的分殊。《毛颖传》通过微末之物模仿庄重之举产生俳谐意趣,这一笔法与中唐以至五代某些流行的文学观念存在冲突,因此对此文的批评基本上出现于这个时期,宋代以后,韩愈的地位受到充分尊重,对此文的评价转而以肯定为主。     

论“寂”之美——日本古典文艺美学关键词“寂”的内涵与构造

"寂"(さび,sabi)是日本古典文艺美学、特别是俳谐(haikayi)美学的一个关键词和重要范畴,在日本古典俳谐论中的"寂"论及松尾芭蕉等人的俳谐创作中,"寂"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听觉上的"寂之声";第二是视觉上的"寂之色";第三是精神内涵上的"寂之心"。"寂之心"中又包含了"虚与实"、"雅与俗"、"老与少"、"不易与流行"四对范畴。"寂"体现于具体的俳谐创作中则是"寂之姿",是一种摇曳飘忽、余情余韵的"枝折"(しおり,shiori)乃至"细柔"(ほそみ,hosomi)之美,由此,"寂"概念的内在逻辑结构得以显现。     

我国房地产景气周期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改进的琼斯时变模型和盈余管理工具偏好分析模型研究房地产景气周期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向与房地产景气指数存在逆向关系,不同景气指数年份采用的盈余管理工具的偏好也有差异.     

“事实”投射的句构与功能语义阐释

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是以功能语义为出发点的,“事实”作为一种介于现象与元现象之间的语义抽象,对研究功能语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事实”投射的各种句构类型进行梳理,重点聚集“事实”投射的功能语义。首先。区分了“事实”投射与其他投射类型的差异;然后,从及物性过程、言语功能和元功能三个方面描述“事实”的句构特征,并结合语法隐喻,阐释了“事实”投射的功能语义;最后,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归类清晰,语义明确的“事实”投射系统,以期对“事实”投射的句构和功能语义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     

中国古代"养心"思想述论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养生、求长寿是一大特色,不少思想家和医学家认识到"养生"重在"养心",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养心"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包括:形神兼养,调神先调形;养心贵在养德;情欲适度,内守精神;顺应四时,养心调神;调节情志,避免刺激等,而且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九叶派与台湾现代派

"九叶派"和台湾现代派所处的政治背景大体相似."九叶派"和台湾现代派在艺术传承上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特点.二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异同.台湾现代派和"九叶派"存在着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如果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比作一根链条,那么,它们就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无论是"九叶派"还是台湾现代派,它们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死火》中“情与理”的解读

本文通过对《死火》中"情与理"的解读,对鲁迅、许广平的恋情在文本中的表现提出新的看法。他们分裂的自我焦虑症状的消失和主体性的确立,对传统道德和家庭规训的反叛,揭示出二人内心结构的二项冲突从对立、平衡、到最后消解的过程,从而看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建立自身个体合法性的困境。     

浅谈《诗经》"薄"字注释的共通性

在<诗经>中,"薄"字句多次出现,但向来注释各异,不曾有过的诂.我们通过对<诗经>的"薄"字句式的全面考察,并参考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闻一多、高亨注释较为精确薄与"迫"通,可训为"赶快,立即,马上"之义.而<方言>由于其为训诂专著,释义概括精炼,其所释"薄,勉也"正是闻一多先生以及高亨先生的立足点.     

《论语》中关于“孝”的文本及其解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新议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之一。在这个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论语》中的记载及其后世的解释都起了极大的作用。本文由"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解释困境入手,对孔子之"孝"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概念解读

正确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必须将"自由"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并分清不同学科、学派背景下的"自由"含义。在此基础上,先后从社会层面和相关概念的有机关系中对"自由"进行了两个维度的解读。最后指出,要将"自由"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背景下加以实现。     

"难度"与"限度"--也谈《野草》解读

对于<野草>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大致说来,研究思路存在一个"虚"实"之辨是将它视为一个普遍性的甚至哲学品格的文本,还是将它定位为对现实政治和历史的批判、认知,再或者是对自我情爱体验的曲折表达.解读<野草>应倾向于"实"解,具体是要认识到这个文本对鲁迅个人情感和心理世界的提示.任何角度要有自身的限度,都不能走得太远.     

土族“纳顿”舞蹈的文化解读

本文以民间舞蹈的视域对土族纳顿舞蹈文化进行了探讨,认为“纳顿”舞蹈不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程式性,而且与信仰互相借助得到发展和传承,是土族社会伦理和民族心理的直接表达形式,是族群认同的纽带,表演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     

对《原野》内在意蕴的阐释

《原野》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家对生命本质的一次全新探索,是对人性、苦难、悲剧等主题的又一次超越性创作。《原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曹禺对于善恶观、苦难观及悲剧观的内在思索。剧中人物与作家自身融为一体,曹禺以剧中人物的意识行为来体现自己的理性化思考,充满积极的内在情感。作品中的悲剧意味跨越了时代局限,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