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春秋》大义

《红楼梦》乃曹雪芹的"哭泣"之作,他在小说中确为"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之女儿们的人生悲剧而哭,而且属于感情深、哭泣痛者.但曹雪芹深以为悲痛者,又远不止女儿们的人生悲剧.曹雪芹所悲者,有身世、有家国、有人类社会,其在《红楼梦》中所再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身陷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悲剧.曹雪芹并没有把再现如此的悲剧为小说的宗旨,而是在探寻悲剧之因和从悲剧中走出的路子.曹雪芹以女娲所炼的补天之石为小说的引子和线索,显然是有寓意的,这一寓意中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探寻.所以,曹雪芹有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红楼梦》寓有《春秋》大义.     

也谈于连和杜洛阿──兼论《红与黑》与《俊友》的鲜明政治色彩

《红与黑》和《俊友》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是写男女秘事的言情小说，实质上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红与黑》中的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一种典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悲剧是一个出身贫贱的人在贵族复辟时代无以发挥才能、不能实现理想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俊友》中的杜洛阿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和恶棍的典型。他不学无术，纯粹靠投机钻营来生活。他是集一切贪婪无耻、卑鄙下流之大成的资产阶级流氓和恶棍的化身，是社会腐败和罪恶的果实。     

英雄的悲剧与凡人的悲哀——《俄狄浦斯王》与《玎玎珰珰盆儿鬼》比较

《俄狄浦斯王》叙述的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而主题却表现为形而上——对命运和人生的思考。《盆儿鬼》的发端是一个形而上的素材——杨国用有百日血光之灾,但剧中关注的却是人伦的修补。《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是一个英雄,堪称人之楷模;而《盆儿鬼》中的杨国用是个平凡的人,剧中铺写他作为凡人的悲哀。西方悲剧采用一悲到底的结构,因而全剧显得庄严,给人一种崇高感;而《盆儿鬼》用悲喜交集的形式,追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理念。     

《呼兰河传》中多重反讽形式的整体性建构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女作家萧红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在小说中将"反讽"这一修辞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通过多重反讽形式的整体性建构,形成整体性反讽系统,以喜剧的形式演绎悲剧,达到以喜写悲而悲更悲的艺术效果,从而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呼兰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引起读者对国民性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

中国元代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合称为元代四大悲剧,被喻为“雪里梅花”。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该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１］这部凝聚着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精华的伟大作品,十八世纪就被译介到西方,...     

马致远《汉宫秋》主题辨析

《汉宫秋》的主题非政治,亦非爱情。它是借历史悲剧写人生迷惘,表现了自古以来备受尊重、前程远大、自命不凡的中原儒生,在元代被打入备受歧视和践踏的社会底层,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而感到困惑、痛苦、绝望的情绪。     

为赋新愁写洛神——论王献之对《洛神赋》的接受

东晋王献之雅好曹植的《洛神赋》,一生中曾书写过数十次.王献之的“洛神”情结,与王献之的道教信仰、婚姻生活及魏晋的审美风尚有关.王献之笃信道教,有出尘之思,《洛神赋》所描绘的神仙世界合乎他的审美期待;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与《洛神赋》所述爱情悲剧非常相似,王献之书写《洛神赋》,似为宣泄悲情;此外,《洛神赋》的“悲”、“美”风格,乃魏晋文艺的主调,王献之喜好《洛神赋》,当受时风影响.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赏心乐事还是悲情伤怀?——试论《牡丹亭》的悲剧内涵

传统看法认为汤显祖的《牡丹亭》应该是被划为悲喜剧,实质上《牡丹亭》是一出悲剧.尽管其主要情节寻梦、化魂、圆驾等都带有一定的喜剧的表象,而这些情节正说明了汤显祖以乐现悲的手法.深刻分析情节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汤显祖用难以回避的悲剧情绪,来表现那个社会"人"的悲剧.     

温庭筠与柳永——孤寒才士“白衣卿相”迷梦幻灭的悲、喜剧

温庭筠与柳永二人的人生经历极其相似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人都因做着白衣卿相的美梦而致终生坎坷。但是相比较而言 ,温庭筠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且富有正义感 ;而柳永却没有什么值得坚持的信念。因此 ,温庭筠的坎坷飘零是一个悲剧 ,而柳永的凄凉境遇则是一个喜剧     

忠奸对立模式下的“红色经典”叛徒书写策略

在红色经典"反面人物"谱系中,叛徒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在叛徒形象塑造上,脸谱化和模式化是其主要的书写策略.但同时,由于叛徒曾经先后分属两个势如水火的阵营,其命运远比纯粹坚守自己阵营的人物复杂得多,因此一些文本也显现出可贵的深入到人性层面的思考.叛徒身份的暧昧源于其几乎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阶层划分方法决定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写作策略;而叛徒形象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于叛徒塑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忠奸"观念的一脉相承.这些都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     

西汉赋家的群体性生命焦虑

群体性生命焦虑体现了西汉赋家的政治伦理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时代责任感。这是对儒家精神的理性接纳和追随 ,反映了他们超越自我的生命意识。因此 ,西汉赋辞的华章丽辞既是赋家自我设造的话语语境 ,也是他们寄托生命理念、延展理想人格的心灵空间。     

论司马迁的悲剧人格与《史记》人物性格之关系

《史记》中悲剧英雄们的悲剧人格具有以下要素：一是立志高远、胸怀壮阔、不计一己得失的人格魅力；二是都有不贵其身的气魄，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他们表现出了”不识时务”的秉质，将自己置身于舍身忘我的悲剧处境；三是面对悲剧处境，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表现出大义凛然、超然赴死的超拔气概。这种悲剧人格具有坚守的崇高、抗争的悲壮与死亡的震撼等美学意义。这种共性除了人物本身的特点外．更应该归功于司马迁的艺术提升．     

南宋巴蜀散文(上)

南宋巴蜀散文作家林立 ,著述颇丰 ,体裁上以奏疏政论为主体 ,内容上以忧国忧民、救亡图存为旨归 ,文风通俗质朴 ,犀利简明 ,沉郁悲愤。字里行间 ,忧心如焚 ,忠心可鉴 ,全面展现了四川乃至全国军民抗击强虏的英雄史、腐败朝廷苟且偷安的衰亡史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广大军民的民族魂、爱国心和亡国痛     

南宋巴蜀散文(下)

南宋巴蜀散文作家林立 ,著述颇丰 ,体裁上以奏疏政论为主体 ,内容上以忧国忧民、救亡图存为旨归 ,文风通俗质朴 ,犀利简明 ,沉郁悲愤。字里行间 ,忧心如焚 ,忠心可鉴 ,全面展现了四川乃至全国军民抗击强虏的英雄史、腐败朝廷苟且偷安的衰亡史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广大军民的民族魂、爱国心和亡国痛。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沉湎于过去的两个美国南方妇女——分析比较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玻璃动物园》与《欲望号街车》

本文首先介绍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文坛地位 ,然后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分析并指出《玻璃动物园》里的阿曼达与《欲望号街车》的白兰奇是在美国没落的南方种植园文化下长大的两位美国南方妇女。她们的思想、性格及价值观在已崩溃的南方文化中铸成。当面临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时 ,她们仍执着于自己童年及少年时代的南方没落文化铸就的人生观及价值观 ,而不愿意在新的文化中委曲求全。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南方旧文化的牺牲品     

尖锐、直抒、炽烈与含蓄、旁征、冷静－－谢冰莹与郁达夫同题散文《雨》较读

谢冰莹和郁达夫虽同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由于个人经历、个性气质等的不同,写作风格亦迥然不同,其仅从两人同题散文<雨>便可略见一斑.谢的<雨>,主要是借"雨"写恨,以其精炼的文字和尖锐的笔锋,直陈30年代官腐民愚的社会现实,义愤之情溢于言表.相比之下,郁在其同题散文<雨>中,字里行间虽也倾泻了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写的却更为蕴藉深沉.二者各有千秋.     

解读《雪花秘扇》中女性悲剧的根源

对旧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描写是邝丽莎小说中展现中国题材的独特视角。邝丽莎笔下的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承受着身体和思想的双重压迫。她们既是无奈的受害者,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她们又演化成男性的帮凶,无意识地沦为了施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