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世界市场意识

“今之天下,一通商之天下”及“中外通商有益”论等命题的问世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市场意识形成的基本表征.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市场意识的基调是:振兴国内商务、参与国际竞争.围绕着国内市场的振兴,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在参照国际市场体制的基础上畅言机器生产拓利源、号召集聚资金兴工商、呼吁重商护商求富强,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建设性措施.与此同时,洋务时期的中国人也积极鼓动开展出洋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并在多方面揭橥了商人素质近代化这一时代课题.世界市场意识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推动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开展.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之条件透析

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起点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点及过程,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之条件进行了分析探讨概括,阐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始;"五四"时期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必然选择;国际两件大事的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科学性。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中国管理思想的近代嬗变论析——一种关于西方公共管理本土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与实践大抵滥觞于洋务时期、开始于清末民初之际而成型于民国时期。从器物之变、制度之变直到观念之变,这种过程源于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管理思想近代化的嬗变是持续“回应”西方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从洋务时期、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创时期三个阶段入手,对中国近代管理模式的变革、管理主体结构与功能的转型以及管理主体理念的进化做一种历史性的考察,以回溯并反思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早期管理思想的影响及其本土化走向。     

中国“茶艺”源流论析——兼论中日韩茶风异同

"茶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特色,和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鼎足而三,殊途同归,共同屹立在国际茶文化的最高峰。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茶艺"之缘起——"煎茶"杂饮时期;"茶艺"之定型——"点茶"斗饮时期;"茶艺"之转型——"泡茶"品饮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论前诸子时期的“天人观念”及其美学史意义

前诸子时期超越天人二元对立的"天人观念"具有深刻的美学史意义,这可通过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突破三个方面来说明:就"发生"而言,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中国美学何时发端的问题具有澄清作用;就"发展"来说,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和基本范畴的形成、中国现当代美学之思想体系的构建等都能在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中找到渊源;就"突破"来看,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为何要超越二元对立以及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均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即追寻"意义"与回到"经验"。     

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及其再思考

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科学伴随着西方工业文化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才在完整的意义上确认了近代科学的应有地位。先进的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就以鲜明的态度宣告:“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表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进群体已有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起来的明确意     

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

所谓五帝时期,是从有帝王名号传于后世,到正式朝代建立以前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很长,可知者则很少,只有个别的帝王名号,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笔者通过对传说的考订,将其与虚构的三皇说严格分开,辨明了旧传的五帝系统之误,并进而认为,五帝时期已是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历史阶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中上游区域发展成西方文化系统,中下游区域发展成东方文化系统。两大文化系统融合成中原文化系统,即中国传统文化之起源。中国民族之形成,以传统文化之凝聚力为中心,其作用超过了血缘关系。     

明清时期乡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整治——以日用类书为中心

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旧社会因素交替交织在一起,学术界过去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今有人称之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期,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工业化或现代化因子萌发期,简言之是一个转型社会。保存在日用类书中的乡规民约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必须将它梳理、考释、有选择的引用。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试论戊戌新学的几个问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千古之变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１９世纪后期，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更是举足轻重，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戊戌新文化运动”①。 新学一词，在近代中国实肇源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其时原指东汉新莽之学，维新时期则扩而成为康、梁维新学说的代名词，进而因其牵涉大量西方思想又被等同于西学。本文要讨论的新学，是戊戌时期的新学而非新莽之学。从字面意义看，新学实在“新”字…     

简析王国维早期哲学思想及其贡献

王国维在近现代文化的转型时期,重视引进西方哲学,并尝试借用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开中西哲学比较之新风,指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极力维护哲学学科的独立价值,对20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先秦思想家的人格理论

按照当代某些学者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觉醒时期。由于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期延续时间很长,宗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宗族政治制度和伦理秩序。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连年争战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制度的变革,传统的宗法政治制度和伦理秩序受到了冲击;文化觉醒正由此伴随着诸子百家这些卓然超群的思想家而生。他们以反思先世先圣之名,饱蘸激情,殚精竭思,企望彰明和指引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不言而喻,这次文化觉醒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实际人格、儒、道、墨、法尤其是儒家关于人格方面的思想和理想人格模式,影响和促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领导权地位关系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和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重要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人为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精神的觉醒

作为外源型的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精神是在外力推动下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鸦片战争前国人非理性的妄自尊大到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技艺的仿效,从戊戌维新时期的“西政之善本之于科学”的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先进分子“科学救国”的呼唤,再到“五四”时期科学精神的阐扬,展现出了中国人理性精神觉醒的历史轨迹。     

尼雅遗址新发现的“元和元年”织锦锦囊

在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之始。汉唐时期中国生产的丝绸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新疆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丝绸。尤为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