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对赋、比、兴的研究

辛亥革命后,很多学者在重新解读《诗经》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赋、比、兴的含义;朱自清不仅结合《诗经》文本研究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同时还涉及到《毛传》《郑笺》释兴、兴义源起,《周礼》“六诗”之赋、比、兴的本义,后世比兴论诗等多个方面;而且既能区分它们的不同,又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勾勒出赋、比、兴的源起、发展和演变的历时性结构。     

古代韩民族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 “风流”

韩民族有其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与中国文化中的“兴”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的精神不同,韩民族的“兴”与“风流”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进而使“兴”与“风流”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并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韩民族先民具有的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形成了“兴”与“风流”的文化特性,而其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则构成韩民族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的基本特征.     

《诗经》中的“比”法

(一) 《诗经》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说,始见于《周礼、春官》。此六诗的记法的特点,是把“赋、比、兴”同“风、雅、颂”互相交插在一起,此后的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便有人认为“赋、比、兴”同“风、雅、颂”一样,都是属于乐歌名称的,另外,较多的人则以为“赋、比、兴”是关于诗法的类别。考以《诗经》之实际,我们赞同后者。     

中西文论视域中的"赋、比、兴"

"赋、比、兴"乃<诗经>和中国古代诗歌借物象与事象传达感动并引起读者感动的三种表达方式,是心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反映."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是即物即心.它与西方在"形象与情志关系"上的最大不同在于,西方的诗歌创作多出于理性的安排,从而降低了"兴"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而成为不重要的一环,其八种"情志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仅类于中国诗歌创作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的"比"的手法.     

《毛诗正义》“比兴”观论略

"比兴"问题历代解释纠缠不清,《毛诗正义》虽没有卓然创见,但在遵循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扩大了"兴"的范围,又引"象"释"比兴",详尽考查"兴"与"象"的关系,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实用的理论借鉴。但是,《毛诗正义》中的比、兴不分而且不断牵引进其他问题的做法更使这两个概念纠缠不清,后人越发难以分辨,比、兴并称遂大行其道。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毛诗正义》中的比兴观并非绝对正确,比和兴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人尽管区分不够明晰,但从来也没有否认它们各自的独立性。     

《毛诗故训传》标“兴”含义新解

《毛诗故训传》对“兴”的解读,是考察“兴”的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毛传》标“兴”的含义大致有三:一是“开端”,二是“纯粹的比”或“多重含义的比”,三是兴义为上下贯通的标志。     

谈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

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

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元末明初产生的易代小说,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总体上突出新兴王朝之开国,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际,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时事小说,都有着浓烈的亡国之音。“康乾盛世”后,仅有的易代小说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说逐渐走向衰亡。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兴感论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兴感论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先秦两汉的孕育期、魏晋南北朝的产生期、唐代的拓展期、宋元的充实期、明代的深化期以及清代的完善期,且呈现出历时承传、梯度拓展和转替深化的特征。     

“兴”与王夫之的诗学观

"赋比兴"论--王夫之的"诗道性情"观 "赋比兴"在王夫之那里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具有创作本体论的高度.他经常以"比兴"论诗道:"直甚,乃其兴比相关处全不浅遽,当亦婉曲绝伦."①"兴赋比俱不立死法,触著磕著总关至极,如春气感人,空水莺花,有何必然之序哉?"②"起四句即比即兴,妙合无垠.通首序次变化而婉合成章"③等等.如果诗用"兴"用"比",则自然诗意无限,妙趣横生,有无"比兴"则成了能否作诗的标准.单就"比兴"作为作诗之法而论,船山就已超越前人,因为用"兴比"与否更多通向的是诗的本体--自然之趣的灵动生发、妙合无垠、以婉曲见胜的中国艺术精神.     

严粲《诗缉》“兴之不兼比者”辨

在《诗经》学史上,南宋严粲对“兴”与“比”的关系持折衷态度,既不固守毛诗一派“兴皆兼比”的意见,也不完全接受朱熹“兴”与“比”没有关联的论断,他认为毛诗所标识的“兴”诗大多与“比”有关,但也有7首没有关系.笔者经过逐首辨析后认为,严粲所认定的“兴之不兼比者”7个案例仅有3例合乎实际,4例有误.这从侧面印证了毛诗学者所论述116首“兴诗”含有“比”义的结论基本准确.     

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

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精华.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在理论论述方面之丰,还是在实践影响方面之久,都是其他自然科学所不能比的;中国古代关于水的哲学思想之丰富,把水上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概括,此方面论述之丰,是古代对其他任何自然现象的论述都不能比拟的.     

“史统”、“道统”与古代“小说”

宋以后文化人意识到小说的兴起与“史统”的崩解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道统”又是“史统”的内在核心构成之一,“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必然暗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结论。只有“一道”、“一说”的世界不会有小说,小说只能在“众道”、“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这意味着小说与纷纭“众道”、“众说”之间有内在依赖性关联,它对后者保持着开放性。     

释兴:论一种历史的诗学观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从诗的社会功用来讲的，因此，朱熹把兴解释为“感发志意”，但何晏《论语集解》中却引孔安国的注说：“兴，引譬连类。”郑玄注《周礼·春富·太师》时说：“比，见分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分之美，嫌放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由此可见，在汉代，兴实际上与比相去不远（依郑玄的说法，似乎区别只是用于刺者称比，用于美者称兴），所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直接说：“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日兴…     

《诗经》赋、比、兴本义辨——与张震泽同志商榷

关于《诗经》的赋、比、兴本义问题,张震泽同志近中撰《〈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下边简称《新探》)一文(《文学遗产》1983年3期),对此三者的“传统说法”提出否定。文章的要点是:一,自汉至宋如郑众、孔颖达、朱熹等人,乃至当今理论界,大都视赋、比、兴为写作方法(或表现方法)的观点,是一种后起的新义,不符合《周礼》、《诗序》之原义,故用以解释《诗经》,就必然处处难通、治丝益棼。二,《周礼·大师》所云之赋、比、兴,乃春秋公卿赋(指朗读方式)诗言志之“用”法,应以郑玄之注解(“赋之言铺,直     

六十余年比兴研究述评

比兴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和《诗大序》。但何为比,何为兴,它们都没有具体说明。自此以后,诠释者蜂起,历久不衰。两千年来,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其中,关于比兴界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主要以比的成份划定兴的界说。郑玄《周礼·大师》注云:“比见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中国古代绩效评估思想及启示

中国古代的绩效考核理论和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了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吏之重在于考课,德礼为政教之本,察吏安民、视情办吏,民唯邦本、本固邦兴等方面.古代的绩效考核理论和思想固然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认真学习和借鉴绩效考核理论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绩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五条路向——兼论其对当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在文学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国新时期文学语言研究大力吸取了西方的有关研究成果 ,但忽视了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相当丰富多彩的 ,所论问题也非常广泛和深入 ,有些论点极富启发性 ,是当今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宝库。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丰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条路向 :文质论 ,“言、象、意”理论 ,“赋、比、兴”理论 ,文体学 ,诗歌音韵学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兴”为例

民国时期,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富,对《诗经》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诗经》研究的观念、方法是正确的,但理论与实践有时不尽相符;其二,他以廋语解释《诗经》之兴,与兴之本义、《诗经》创作实际以及古人对兴的认识皆不符;其三,闻一多认为“《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对方之廋语,无一实指鱼者”,对理解《国风》比、兴喻义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以此言《国风》中“鱼”的喻义也许是可以的,以此言《诗经》中“鱼”的喻义则不可。因为天人物我之间只要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便可比、兴,鱼与人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相关的地方,以鱼可喻多义,以鱼喻男女之事只是众多喻义之一,而不是唯一,不可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