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

晚周及秦汉儒家在"人情"之中为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认为礼乐之宜,本诸人情.但由于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在"礼因人情"一说的总体态度上,礼学家们的主流思想认为,一方面是对人情起着节度和文饰作用,另一方面,"人之常情"是每个人的正当需要,理应无条件的得到满足与尊重.     

"人情"与中国古代司法评议

中国古代司法与人情的关系非常密切.整个司法过程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情".法官从审理到裁决的整个过程都与人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情与司法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法官的思维方式、判决书的制作与会审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古代中国的法官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依照儒家的基本精神,运用自己的理性,结合天理与国法,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权衡"人情"因素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     

"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辩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是明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说明了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影响颇大.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信的论据基础之上的.同时,后代文学史一般认为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坚持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是对他们的片面理解.     

论陆机散文的"宏"风格

<晋书>评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从"宏"与"丽"两方面来概括陆机诗文的风格.后世对陆机文风的评价,无论褒贬多从"丽"着手,而关于陆机散文的"宏"风格却少有人论及,本文意图深入文本分别从建功之企向、迁逝之悲、生命之思等三方面来分析陆机"宏"之文风,探讨陆机在散文发展史上的非凡意义.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欧阳修易学与文学互动中的人文精神探析

欧阳修的易学重人事、轻天道,他认为六经所载皆为人事,圣人之言不远人情,反对神秘主义的鬼神之说,凸显人文理性精神.欧阳修将易学中的人文精神融入具体的文学理论与文化实践,理论上主张文与道俱、道胜文至,弘扬平易实用的文风;实践中提倡以民为本、与民同乐,书写贬谪之地的人情风物,实现政治逆境中的文化反思.欧阳修所推崇的易学学风与古文文风具有一致性,二者互动起到重要的同向推进作用:易学研究是欧阳修文学创作与文论建设的思想武库,引领着宋初学风的基本方向;文学思想具有优秀的理论品质与特殊的易学素质,指导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     

《晋书·刑法志》中的"情"字考论

"情"字是破解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遗传密码. <正书·刑法志>中多处出现"情"字. "情"在<晋书·刑法志>中有多重含义,如感情、人情、案情、私情、情欲等.本文通过对<正书·刑法志>中"情"字的考证,揭示"情"字同中国传统法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     

试比较"海德格尔Ⅰ"与"海德格尔Ⅱ"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尤其是1930年以后,他的文风和语言表达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思索重点也有了一定变化.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与前期相比并没有发生剧烈的"转向",准确地说是对前期思想的拓展与升华,"此在"、"存在"、"存在者"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问题也始终是海德格尔坚持的哲学的最根本问题.     

再论西魏、北周之际文学复古思想的兴起与衰落——兼论陈寅恪先生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

西魏苏绰推动文风"复古"是六朝至隋唐文学思想史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近人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考察以之为"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一部分.其实,复古思想的兴起乃是缘于当时仍然流行的"文质相革"的思想传统,同时包含着转换西魏集团内部山东士人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其衰落也是因为这种政治认同实现,山东士人在苏绰死后复又占据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所秉承的"洛阳文风"复兴,从而取代了复古思想.     

刘勰的"情采"观

刘勰"情采"观的提出是我国文论史上的创举.从哲学思想上看,刘勰从天道自然观出发,在文章本体论的意义上肯定了文采是文章的本质属性,情感是实现"道之文"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从现实语境上看,刘勰"情采"观受到了六朝时期"重情"和"重采"审美时尚的影响,是在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斗争中诞生的.     

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萧条的美": 张爱玲的男性审美期待

作为"衣服狂"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常以服饰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人情人性.在<茉莉香片>中,她塑造了身着"萧条的美"的服饰的男性形象--言子夜. "萧条的美"既蕴含外向的反抗之美,又蕴含内在的坚持之美,代表了张爱玲本人对男性的审美观照和潜在期待.     

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创作比较

"五四"和新时期是我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两个高峰.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在创作姿态、创作立场、对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等方面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又有独到之处.在创作姿态上,她由"五四"时代的"逆女"变为新时期的"孝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她由"五四"女作家将爱情视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转变为对爱情与婚姻本质的思考、对人情人性和女性生命价值的探索.     

中国人的"人情法则"及其运行模式

人情是个很本土化的社会心理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频繁地使用着,它能有效地描述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心理过程.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国人的人情观,以及人情在中国社会的运行模式.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把握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脉络.     

中国本土民族志"抵达情景"分析

民族志中描写不同文化持有者初次遭遇情形的"抵达情景",特别能够反映文化间相互试探、互动的微妙所在.由于本土文化内部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足以产生研究者的文化"敏感",中国的本土民族志中也有大量"抵达情景".不过,与西方人类学者的"田野级序"观念不同,中国式的"抵达情景"充满文化传统的印迹,"人情"是其间最重要的概念,它直接影响"进入"的方式和成效,也带来相应的弊端.     

欧阳修“人情说”与执政理念

欧阳修的人情说就是借用普遍性的人情推求人事之理,处事论事讲究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其执政理念强调顾及人情,以人情衡量朝政得失,对理应否定的庸俗人情则不徇不恤。基于人情说,欧阳修主张为政要除弊兴利,稳健务实;要宽而不苛,简而不繁;要以人为本,为民请命。此人情说与执政理念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     

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作家"本命城"对其创作的启示——以"湘西本土"对沈从文及其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启示为个案

文章将作家性格、心理、气质、观念赖以形成和文学空间得以生成的精神上或地域上的本土命名为作家创作的"本命城"."本命城"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启示是非常广泛的,文章以沈从文的创作为个案进行阐述.沈从文创作的"本命城"湘西本土对其构建的"湘西世界"的启示,体现在山水民风、人性人情、风土习俗、情爱诸方面,作家创作中难以割舍的文化亲情由此得到例证.     

学术论著文风漫评

文风问题,历来在文艺界颇受重视,学术界似乎不大注重文风问题.我认为,学术界也应当研讨自己的文风问题.文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精神产品的形式问题,严肃地说,它是一个人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的综合体现.如果提到更高的高度去理解,我们也可以说,文风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的问题.中国古典文论《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个深刻的论断可以从古今历史得到印证:汉唐盛世,文化繁荣,学术昌盛,各种精神产品在风格上体现出“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