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刍议——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及其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领导人推进村级民主化的努力程度相关，但其根本作用的还是村庄的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为此着重分析了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与村民自治实际制度安排、运作之间的关联，并在福建省内择取不同类型的村庄，通过对其具体运作过程和主要功能的比较进行了实证验证。最后指出，村民自治实际制度的安排在村庄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层次上具有可选择性，因而应从村情特点出发积极探寻切合实际的村庄治理模式。     

加快城区内村庄的规划与改造

加快城区内村庄的规划与改造王兆江加快城区内村庄的规划与改造建设，是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摆在城市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人口、用地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若干个村庄被圈进建成区内，...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村民自治背景下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

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庄领袖经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民众认同成为确定村庄领袖、形成村庄权威的基本准则和最高标准,村庄领袖大致可以分为连任型村庄领袖与过客型村庄领袖两类.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主要依赖村庄治理环境和治理模式等外在性社会因素,以及财富、能力、人品、社会关系等内在性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是村庄领袖取得民众认同,特别是持久性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民众认同的村庄领袖权威是一种"法理--魅力"型权威.     

品味绩溪乡村水口

绩溪古村落，依山傍水，村庄进出口处，往往山环水抱，古树参天，浓荫蔽日。流水潺潺的小溪上，石桥横卧，亭榭庙宇，点缀其间。青石板铺成的道路，蜿蜒曲折，沟通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这就是未入村来先见景的乡村水口。     

“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无主体熟人社会”为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特征是其所呈现的异于“熟人社会”的质变图景，可从主体缺失、关系脱嵌和结构失衡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理解。“无主体”揭示了空心村的典型特征，然而主体即青壮年的缺失并不能解释非空心村运作逻辑的变化。个体与村庄的关系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活动区域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还包括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可将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按照“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借此分类体系可加深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论熟人社会的竞选——以广东L镇调查为例

村庄竞选的激烈程度与村庄经济资源和村庄社会结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以广东L镇村庄选举调研为基础,讨论了竞选得以发生的前提、竞选的机制和竞选对村庄熟人社会的影响,重点是占有较多经济资源但是农民原子化程度高的村庄的竞选机制及其后果。     

关联博弈视角下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研究

我国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作为一种政府推行的外生组织制度嵌入到现实村庄中的,由于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是基于村庄的,因此村庄的社会结构将成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背景,村庄的社会关联(Society Correlation Degree)将深刻影响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从结构角度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可以将我国村庄分为宗族主导型村庄、家庭联合主导型村庄和原子型村庄三类,并通过构建村庄和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博弈,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以上三种类型村庄应分别采取依靠宗族组织约束,建立家庭聚合责任和塑造多利益联结体的组织治理机制。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清末民初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村庄与自然环境

清末民初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对村庄的生存形成多方面的影响.地形地貌和可耕地状况决定了村庄规模小且分散.粗放的耕作方式、低效的劳动工具、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的组合体现了特定自然环境下村庄农业生产的可能选择.为了应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村庄内部形成多种互济互助的传统习俗,增强了村庄的内聚力,但严重的自然灾害往往瓦解了村庄的内聚力.     

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

以村落传统为标识,至少可以展现出四种村庄类型:老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老传统相结合的村庄类型以及没有传统(村落传统遭遇瓦解)的村庄类型.村庄传统作为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维度,赋予了村落研究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同时还为区域比较研究引入了历史的视野,从而有可能改变区域比较研究的平面化的倾向.     

村庄土政策的生成及其整合功能

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迫于改革的需要在主观上对村庄管理故意放权,在客观上因村庄发展情况各异,国家难以统一要求,村庄出现正式制度严重不足,导致村庄基层组织纷纷用土政策整治村庄秩序。这样做,虽然节约了国家管理村庄的社会成本,弥补了村庄正式政策的缺陷,维护了村庄集体利益,强化了村组织的权威,但是,用土政策整合村庄存在着基层组织权力被扩张、被滥用的危险,潜伏着对农村稳定的威胁,我们必须规约它。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随着偏远山区农村社会的区域、阶层、利益、组织结构及观念的不断分化,这种外在情势变化激发了农民内在参与村庄治理的意识和动力,但外在的组织依托的缺乏、信息的不对称和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使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愿景难以实现。因此,只有加强偏远山区农民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组织化建设、信息对称保障和渠道健全拓展机制的构建,并动态感知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政治需求,提升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效能感,改变制约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偏远山区农民在享有实实在在的自治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所参与的村庄治理行动成为新常态。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产权发展与乡村治理:决定因素与模式——以粤、湘、鄂、鲁四村为考察对象

不同村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如强村弱民、强村强民、弱村弱民或者弱村强民。发现这些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研究发展,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决定的。产权集中性、稳定性或两者的组合与村庄权力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