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70年来中国文学阐释模式的嬗变及文艺学走向

文学阐释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进行文学阐释所共同使用的一种研究方式,它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乃至思想文化状况相关联。因此,对文学阐释模式的历史嬗变进行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文学思想、文学理论和时代思潮的大致走向。1950年代是"经验阐释"与"观念阐释"的交锋,这可以从关于《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讨论中看出来。1960、1970年代"经验阐释"式微,"观念阐释"走向极端,成为一种变体。1980年代出现的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技术阐释",以新老"三论"为代表;同时,此期的"观念阐释"也得到新发展,这集中体现在关于鲁迅小说的阐释中。至199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各种文化理论的引进及运用,一种可以称之为"理论阐释"的新模式独领风骚。21世纪以来,随着"70后"、"80后"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文学阐释模式的多元格局得以形成。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文学政策与当代文学的制度阐释

本文主要讨论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认为当代文学政策被描述为与社会生活和历史规律等质化,成为文学真理的化身,它整合了文学的各种价值利益,也制约或主导了当代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生产.同时,文学政策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限制功能.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

《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自然当属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较为广泛,涉及到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诠释视野。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学阐释的角度,从文学化的审美批评观、行文格调及民间文学化的意象阐释等角度加以审视,对王逸《章句》一书的诠释视角作一番剖析和说明。     

《岳阳楼记》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学阐释空间

晚清文学选本、民国新式教科书、当代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录的文言文,在解读方式和内容上有明显差异。本文以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例,循其历史阐释的轨迹探析这篇千古名文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学解读和教育空间里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多元系统论与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力

翻译文学在异质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是文本内容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颇深。多元系统论主张系统内各子系统或元素间的关联、影响和位移;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与本域文学遵循同样的关系。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操纵论用以研究影响翻译文学动态变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外在政治、文化、社会因子。多元系统论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指导下,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扩大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能勘察影响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隐性元素,洞悉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融共生。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现代性:文化冲突的表征和文学阐释的维度

现代性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解析现代性传播中的话语冲突以及现代性焦虑的形成和激化入手,能够更恰切地理解获取这一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确切地把握中国式现代性的文化表征。由此,可以在现代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联系的阐释中,建构认识论的基础,提供方法论的启示。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解现代性之复杂性的路径,也是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之特性和丰富性的路径。无论"一体化"时期,还是"一体化"解体之后的时期,中国文学现代性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早期学者对《庄子》文学的评论和阐释

早期学者对《庄子》文学的评论和阐释,主要包括惠子的评论和庄子的自我阐释,刘安、司马迁的评述和阐释,刘向、班固的评说和阐释。虽然此期关于《庄子》文学的阐论并不多,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史上却具有开头和先导之意义。尤其是庄子对其独特行文体例和表现形式,对其独特表现方法,对其独特创作风格和创作指归的自我阐释;司马迁对《庄子》表现形式和虚构特色,语言艺术和诗性特征,话语特色和审美风格的阐释;刘向《别录》对《庄子》"寓言"之概念内涵的解说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理解和误读：论阐释的两面性

阐释是理解和解释,它最初来源于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后来扩展到包括整个文本解释的问题。阐释一方面体现对作品的深入和扩张;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作品读到的意思、理解的意思与作者写作时想通过它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致,误读和曲解的泛滥,突显了阐释的危险性。在文学作品欣赏和阅读中,释放危险就是要回到文本本身,以此恢复人们自己阅读和理解的感受性。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

"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然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却在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那里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今天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述当中,这些概念的歧义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实际文学问题的真切把握,影响到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以期对中国文学的问题本身有真正新的发现.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     

论语境化文学文体分析模式

语境在文学文体学中一直作为影响语言选择的外在因素,它对文体选择具备制约作用。随着现代文体学的语境化,语境已成为渗透在整个文体分析过程中的内在因素。基于篇章语言学的情景性描写语境在文学文体交际活动中的作用,建立一个有效的语境化文体分析模式,可以从认知视角阐释语言形式与文体效果之间关联的任意性问题。语境化文学文体分析模式,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分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