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一体化发展研究

空间结构是集聚区域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县级层面数据,从城市规模分布、空间形态分布和联系网络分布多个角度对长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的规模分布存在着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特征,相比常住总人口,城镇人口、高技能人口以及主要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更加明显。在空间上,长三角地区呈现出多层次复合式"中心-外围"分布的形态,由核心城市和周边毗邻县市构成的都市圈成为小尺度空间上的主要单元。此外,基于辐射模型,长三角区域基本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较为密切的联系网络,高速铁路、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是影响网络分布的重要因素。未来长三角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需进一步加强都市圈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弱化行政壁垒和户籍制度等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长江三角洲金融制度创新的阻滞因素与对策研究

金融制度创新对推进长三角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目前,长三角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阻滞因素存在于行政体制、央行大区分行体制、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体制、社会信用环境等几个方面.对此,要理顺政府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探索设立由政府主导的长三角金融发展与合作委员会;积极推动长三角区域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与创新;大力推动长三角区域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建立长三角区域金融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边界效应研究——基于城际消费流视角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深化，消费流在反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往来程度时显现出了优势。文章借助中国银联2018年城际消费流数据，基于调整后的Head-Mayer边界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城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省际边界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其中上海与其他三省之间的边界对消费流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彼此之间的市场分割更为明显；长三角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上海的城市边界效应强度为1.05，江苏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处于3.06~5.51之间，浙江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介于3.13~6.24之间，而安徽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最为强烈，在3.85~6.58之间分布。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肯定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继续深化取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人为阻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经济合作的障碍和成本。最后，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来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新构想:突破边界屏蔽效应

屏蔽效应是指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利益最大化,使得边界屏蔽效应成为长三角区域实现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进入21世纪,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边界屏蔽效应突显,因此,要突破省市行政管理为主体的经济规划体系、公路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边界屏蔽效应的束缚,真正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就必须引入区域经济规划、路联网、社联网等制度创新协调机制,为经济转型提供新动力。     

互联网、大数据与区域共享公共服务——基于互联网医疗的考察

互联网与大数据正在深度改变区域公共服务模式,中国区域公共服务正由“新区域主义”逐渐转向“区域共享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公共服务不再单纯依赖成本高昂的行政区划合并或者大都市政府扩容,而是另辟蹊径地由信息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共享化：区域公共服务的价值观转向共享价值观;信息与大数据消解区域服务的行政壁垒,区域公共服务资源由行政空间非均衡配置转向信息空间一体化、均衡化与共享化;区域公共服务组织结构由官僚制转向人才共享机制与项目创新制。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效进展、空间分异与空间关联

"高质量"和"一体化"是长三角地区发展的两大核心要求。基于高质量一体化的视角,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2005—2017年间一体化发展的时空演变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指数均有所提升,一体化进程的先后顺序为生态、社会、经济、交通、创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态势,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合肥为主要的高水平一体化城市,呈"Z"字形分布;在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经济、创新、交通、社会各要素相互促进效益明显,但生态领域发展较为独立,未来需将生态保护融入经济、社会、交通和创新等领域,打造"绿色+"的发展模式。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策略研究——基于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视角

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体化发展影响因子及推进策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创新和绿色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借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和不同规模城市2000—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区域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贡献,发现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区域中心城市拥有丰富的创新与绿色发展资源,占据区域相对优势地位,并共同构成长三角经济转型发展的"Z"形空间格局,其他沿线城市拥有创新资源的相对优势地位,而长三角边缘城市则拥有绿色发展资源的相对优势;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动作用显著,创新的贡献尤为突出。为了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国家大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建议设立统筹区域发展的国家级长三角管理机构,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技术市场体系,发展国有非营利技术中介机构。     

融合还是区隔？

<正>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6月浙江省要求全省域全方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9月温州市提出全面融入、全面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水平高质量建设长三角南大门区域中心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于国家,是对这片国土空间发展战略和功能布局明确设定,更可期待的还在于,长三角区域内部次级空间地域在一体化发展的语境下,保育新动能,发掘新动力。     

长三角城际生态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及驱动因素

生态绿色发展是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先手棋与突破口。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梳理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绿色发展驱动机制,并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在VAR模型框架下识别城际生态绿色发展的动态交互关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剖生态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城市的生态绿色发展不仅与自身发展相关,而且受到其地区及整体网络的影响,部分城市已由原来的发展孤岛,逐渐融入区域一体化所形成的复杂、多线程空间关系网络中。城市间关联不断增强,但整体还不够紧密,网络结构日益稳定,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被打破,存在四大增长极,中心城市对周边发展的带动尚且不足。板块的形成打破了行政边界限制,关联传导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城市发展逐渐从离散走向联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地理区位的差异是生态绿色发展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进一步指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绿色发展,各城市应依据其在整体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增加关联关系为导向突破地缘限制,由“以邻为壑”向“以邻为伴”转变,完善区域更小尺度的合作协商体制,培养“属性－关系”驱动型网络思维,是提升长三角城市生态绿色发展的关键。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与结构变动趋势——基于势差理论的考察

长三角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势差,优化结构成为高等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行业分工指数分析长三角地区2010—2019年高等教育结构同构度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结构同构度较高,但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和师资结构同构度呈现一定的减弱趋势,学科类别、经费使用结构同构度有加强趋势。在高等教育存在较大发展势差和结构同构度较高的背景下,长三角地区未来应进一步突破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壁垒,组建并赋权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专业组织,推进地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优化,统筹院校设置规划、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和招生计划。     

都市圈时空演变特征及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城市与企业证据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任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内容。都市圈通过"中心—外围"结构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跃升的核心动力,这将对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跨边界或不同空间特征城市是否存在差异？何种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以长三角地区都市圈的丰富实践经验,将为越来越多加入现代化都市圈的城市提供怎样的经验参考？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中国都市圈发展现状与形成机制,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聚焦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长三角全域,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程度更高,并且都市圈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其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城市群层面的产业数据。为了克服内生性挑战,文章采用份额移动法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识别了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产业层面溢出效应。考虑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两地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作用,并发现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越强。与此同时,受多个增长极与单一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获得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由于受多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因而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最后,文章还发现都市圈空间溢出能够突破行政边界,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协调,进而增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了加速培育和壮大都市圈,我们应积极发挥中心城市主导的溢出效应,以都市圈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支持多中心多层级都市圈融合联动发展,深化都市圈合作与分工。此外,我们还需要创新都市圈城市利益共享合作机制,积极探索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破条块分割,助力消除行政区之间的隐形障碍。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长三角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障碍与推进路径

长三角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障碍,主要包括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较大,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不健全、缺乏统筹协调,行政机制推动跨区域供给能力不足等。障碍的成因在于三省一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意愿不够强烈,长三角各地区利益关系难以协调,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单一。为推进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长三角各地区应转变理念,以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健全机制,以创新解决关键性问题;扩大参与,以包容凝聚多元性力量;创新手段,以科技助力区域性供给。     

区域行政与长三角一体化

区域行政一体化应重点强调三方面:一是区域行政决策一体化;二是区域行政执行一体化;三是区域行政监督与评估一体化。当前,长三角区域行政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从其现状看,行政一体化进展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长三角区域行政一体化一定要体现利益均享、和谐共赢的总要求,按照开放有序、区别对待、分层实施、逐步推进的原则进行。     

长三角区域合作建设国际制造中心的制度设计

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阻碍了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用行政机制来调整长三角地区间的行政摩擦,有悖于一体化的实质。打造长三角国际制造中心,上海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江浙要用产业集聚方式推进制造业崛起;只有实现长三角发展机制的一体化融合,才能实现大范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学习欧共体务实的经验,区域合作要从具体的项目做起;关键是要实现长三角区域市场竞争规则的统一。     

跨越行政边界的都市区规划实践——纽约大都市区四次总体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同区域和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以行政区划为空间尺度进行的规划、管理、建设造成了行政壁垒、区域发展不平衡、多规不合一、区域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如何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突破行政壁垒和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键。较早经历城市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对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区域进行跨界治理的问题。作为美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早在100多年前,郊区辽阔的空间、公共交通的改善和私家车的普及等使人口和产业由纽约市的市中心向其郊区和周边地区扩张,这些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超出了长久以来的行政边界,也超出了原有政府的治理能力。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区域规划协会（RPA）从1929年开始制定针对由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构成的纽约都市区总体发展规划,其在跨越行政边界、破除行政壁垒并从区域总体层面进行城市规划管理的都市区建设方面积累了较多现实又不乏创新的经验。文章梳理了区域规划协会的组织架构以及其四次纽约都市区总体规划的背景、内容和实施,并对所得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进行总结。     

基于协同有序视角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评价及空间特征识别

生态绿色一体化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更是长三角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从生态绿色一体化概念框架界定入手,构建生态绿色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进行有序度和协同度的测定,从而衡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程度,最后用ARCGIS软件和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差异特征和空间自相关特征.结果发现:1)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序度稳步提升,41个地级市呈"剪刀差"演变趋势,协同度由负向非协同状态向正向协同状态演进.由此推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由无序非协同状态演进为有序协同状态.2)空间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有序度由"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格局向"两头低,中间高"的分布格局转变,区域差异性较大,存在区域间非均衡特征.3)分领域看,增长和效率协同度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协同度演进贡献最大,总体、质量、协同有序度空间集聚现象显著,增长、效率、潜力有序度空间上负自相关且空间集聚现象不显著.4)分区域来看,长三角41个地级市可按照自身总体有序度和周边城市在各领域有序度划分为高-高型城市、低-高型城市、低-低型城市和高-低型城市.建议长三角各地区应各展所长,补足短板,加快生态绿色一体化进程.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行政学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主要是指在长三角区域内的资源、要素、人才、产品等能够自由流动,以及工业、金融、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包括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要求政府调整职能,尊重企业的选择,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因此,共同市场建设首先是政府行为。各地方政府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推进长三角的区域合作,消除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整体优势,才能提高整体的竞争力,达到共赢的局面。     

长江三角洲城市创新关联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创新关联是创新主体合作和知识技术溢出的一种空间路径,影响区域的协同创新能力。借助专利合作数据,利用SNA和QAP方法探究长三角城市创新关联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创新联系由早期的省内核心城市辐射式合作转向不同等级城市节点间的多层、多向合作,但文化区边界的屏蔽效应明显,逐渐形成"核心-边缘"网络结构;(2)地理距离对城市创新关联仍然起到阻碍作用,创新制度差异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文化差异成为城市创新关联的重要隐性壁垒;(3)研究结果启示应在相似或互补的邻近地区建立更广泛的社区,培养地方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实现创新资源跨区整合配置,扩大创新溢出效应。     

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逻辑与空间特征

推动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高区域一体化成效,对于建设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意义重大。在深入剖析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基础上,构建涵盖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效益的评价体系,据此研判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结果显示：顶层制度逐步完善推动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快速上升,增长动力转换与发展效益变革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高质量发展“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明显,上海周边地区呈现多中心抱团取暖的高高集聚特征,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苏州、杭州、宁波、南通为战略支点,以效益提升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南京、合肥两大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差异明显,呈现“一城独大”的单中心格局;杭州周边城市多数毗邻上海、苏州、宁波,受杭州和沿海中心城市的双重要素“虹吸”导致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杭州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中心性特征较为明显。区域间差异是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都市圈尺度的区域间差异小于省市尺度。新时期推动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发挥都市圈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核心带动作用,增强中心城市与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推动邻近都市圈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