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内在逻辑

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是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的辩证关系。这种有机统一具有客观性,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都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并不断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种相互作用具有辩证性,自我革命以引领并推动社会革命为旨归,社会革命要求并促进自我革命;这种协同推进具有自觉性,在主动把握和自觉践行中进行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使其协同推进。全面阐释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辩证关系的内在逻辑,旨在增强新时代进行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从而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取向

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有效破题。破解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践取向，聚焦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必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来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当代意蕴，根据“四自”基本内涵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必须深刻认识两种性质、两种类型的社会革命，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要求来深刻认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必须从“改造主体世界与改造客体世界”基本逻辑出发，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统一为基本分析范式，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现实要求与实践机制。     

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的双重革命及其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需要永葆革命精神推进双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破解社会矛盾,推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彰显革命状态、主体、旗帜和前景等内涵特质,实现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是其现实旨归。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建构逻辑来看,党在执政后仍需要继续进行自我革命,源于自身所具有的彻底革命性,内蕴坚守党的人民立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严管党治党、坚持“四个自我”等科学内涵,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双重革命的推进逻辑是内在统一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奠定基础,社会革命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述评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实现长期执政的制胜密码。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理论界从习近平对自我革命的系列重要论述出发，从时间、空间和价值三个维度，通过文本分析、解读和阐发，对自我革命的内涵本质、特征原则、生成演进、经验路径进行了溯源性考察，对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与“两个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关联性研究，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自我革命的学理性论证和系统性建构上稍显不足，在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上还亟须拓展突破。基于此，在未来研究中，需着力于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于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着力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构建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体系、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以期为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事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逻辑机理与优化路径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这一答案从生成机理看,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承继发展、国外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镜鉴、中国共产党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实审视。从作用机理看,表现为党通过自我革命维护执政权威、巩固执政理念、强化长期执政意识、提高执政绩效,为破解历史周期率提供政治保障、伦理支撑、精神动力和社会支持。新时代,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在坚持历史传承与把握历史主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助力、自我革命制度与自我革命精神、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中加以优化。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中国共产党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百年恢宏实践中凝练出“坚持自我革命”的奋斗经验。中国共产党矢志坚持自我革命是奋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砥砺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及旨在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逻辑必然。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勇于开展自我革命,在不断的“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我蝶变。同时,立足于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交织的复杂局势,中国共产党需在“破”与“立”、“内”与“外”及“知”与“行”的辩证统一中强化自我革命,续写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     

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西文明视角考察“革命”到“自我革命”概念史生成源流,“革命”一词本义就体现了“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与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实现新的社会建设运动的西方资产阶级传统“革命”观念不同,“自我革命”承接了马克思主义重构经济结构的内涵,更强调革命主体从自我内因角度出发接受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自省克己”“民为邦本”“正身率下”思想与内涵高度契合,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署。这“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既有宏观层面的目标任务、顶层设计,也有落细落实、重点突出的方式方法;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我们从“第二个结合”看“第二个答案”,领悟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要从“第二个结合”视角,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和重要战略部署,更加自觉主动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协同发展的成功之道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内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等举措来推动社会革命;通过理论学习、打击贪腐、作风建设、增强本领等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了理论武装、历史使命、价值目标、治理主体、内政外交五个方面协同的有效路径,维护了政权稳定,促进了社会发展,对新时代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价值。     

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多重逻辑探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坚持”系统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坚持自我革命是重要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是多重逻辑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理论逻辑来看,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从文化逻辑来看,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发展;从历史逻辑来看,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制胜法宝;从实践逻辑来看,坚持自我革命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体现了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多重逻辑的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协同发展的成功之道与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内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等举措来推动社会革命；通过理论学习、打击贪腐、作风建设、增强本领等进行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了理论武装、历史使命、价值目标、治理主体、内政外交五个方面协同的有效路径，维护了政权稳定，促进了社会发展，对新时代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价值。     

论中国能源革命与法律变革的维度

制约中国能源革命的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是通过法律变革实现的,法律变革因此成为能源革命从情景走向现实的契机。然而,法律变革远比能源革命更为艰巨。中国法律变革任重道远,需要法律人的努力。     

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变革与实践困境

康德以纯粹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强调善良意志和定言命令的实践理性价值.以"定言命令"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排斥伦理学经验论,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西方伦理学引起了重大的道德哲学方向性转变.然而,"定言命令"具有形式化和僵化的普遍化特征,存在严重的形而上矛盾和现实困境,受到黑格尔等人的伦理学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超越.     

治乱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治乱执政理论分析

执政理论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水平也达到了古希腊思想家对执政问题认识的高峰。如何治乱的理论是其执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纳为城邦动乱的表现及发展趋势、城邦致乱的原因以及城邦治乱的措施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治乱执政理论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教益。     

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基于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美国生态学家福斯特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科学地论证了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性关系,并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为批判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了鞭辟入里的生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冲突本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与生态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中,福斯特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同源性与同旨性,即二者同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生产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同旨于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与两种社会革命形式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亟待在更广阔的反思领域取得新进展。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事件”文化,即期望通过政治革命实现被统治阶级自身解放的革命逻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思想情境中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方案,进而催生了思想史上性质迥异的两类社会革命形式: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前者是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观念政治的主流,后者是马克思解放政治的根本。从两种社会革命形式的当代变迁路径来看,比较政治学视域中的法国大革命凸显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革命领袖与新闻工作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同时也都是出色的宣传家,他们通过新闻传媒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遍华夏大地,并始终把新闻工作视为党的整体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视为极为重要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方法.他们不仅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文章佳作,同时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说.     

科学革命论的反思

科学革命论在阐述现代科学演进中作为主流思潮的同时,其意义在无限扩展中导致认识上的诸多困惑。本文批判了科学革命这一基础概念被滥用而陷入的困境,提出对科学革命论的质疑和淡化。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对科学革命论予以修正,用科学发展论构建现代科学演进的概念图景。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颜色革命”的消解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新形势下又以"颜色革命"这一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更易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唯有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有效地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防范和化解"颜色革命"的风险,确保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实践诠释

土地革命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生成开辟了道路,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酝酿争得了时间;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毛泽东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实践诠释,事实上开辟了一种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根据地模式、长征模式甚至“山里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模式等;《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则可以说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向理论形态转化的最初尝试。     

论国民革命思想在农民运动中的流变

国民革命思想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被主张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原则采纳、并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一种富有特色的新型民主革命思想。从农民是中国国民的主体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出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一度将国民革命直接等同于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思想流变为贫农革命思想,发生了革命对象、内容、性质和目的的变化,革命的目标由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为主转变为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消除剥削压迫为主,革命的阵地回转为广大的乡土社会内部,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贫农革命思想使社会的兴奋点集中在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与无土地财产的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方面,苏维埃性质的土地革命思想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