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社会参与：理论依据、特殊性及其与治理、善治的契合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的异化。社会参与预防和反对腐败,是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偏离目标。促进和保障政府清廉、高效、民主、为民的外在约束机制和力量,也是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算法行政的风险场景及其法律规制——基于算法法权关系架构的分析

算法行政具有客观、高效优势,但同时伴随着技术内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法律层面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的挑战,以及价值层面技术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等桎梏,亟需法律破解。规制对象是法律制度构建之前提,将“算法法权”作为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对象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权力—权利”的法权结构,可实现算法行政中“私权利、公权力、私权力”的整体性规制。质言之,算法行政风险的法律规制需要以“算法法权”的科学配置为核心,建构法律、伦理、技术与自我规制一体化的规制体系。     

新时代现阶段的社会治理研究——权力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关系

"社会治理"的提出,是新时代开创以来党和国家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为治国方略和理念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对社会治理的决策理论再认识也成为必然."权力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三者之间互为依存,辩证统一.民主决策是各方利益的保障,科学决策是决策正确的基础,权力决策不仅是决策的艺术方法和组织程序,也是我党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最高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对权力决策而言需要尊重民主决策程序,对下级而言应该尊重科学决策.权力决策是社会治理的主导,民主决策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科学决策是社会治理的保障.     

性别视角下算法权力异化的治理路径

凭借对强大的数据资源的占有,算法技术逐渐披上了“权力的外衣”,随之而来也打破了原有的“权利”制约“权力”的平衡,出现算法权力异化问题。算法权力异化背景下,看似中立的算法技术,通过自动化决策与自动化评分等方式,将传统社会固有的性别歧视隐蔽式放大,使得劳动就业领域的法律保护机制失灵,算法权力与劳动权利的互动失衡。为此,应搭建用于劳动的自动化决策的第三方对话机制,从多领域实现对算法性别歧视规范体系的结构性扩容,确立算法治理中人的主体地位,以避免算法权力异化带来的劳动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     

权力的本质是公权力

段凡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一则基于权力主体而言,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主体。政党并不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国情等原因,执政党的决策和指令,能够通过国家机关得以贯彻和实施。所以,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公权力。二则基于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准确地说应该是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权力”。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公权力的异化与利益失衡

公权力的实质主体与代理主体分离、公权力的可交换性、低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彻底导致了公权力的异化 ,公权力的异化使得公权力的职能从满足国家、社会需要的一种力量蜕变为满足掌权者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个人私利与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必然损害社会利益或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 ,由此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因此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遏制公权力的异化 :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建立与完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 ;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 ;以法律制度来控制权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念之重构——以党内法规法属性定位为视角

在中国党政一体双轨权力结构中，软法说、国家法律说等均难以对党内法规的法属性做出准确定位，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义法概念不但具有紧迫性，且切实可行。鉴于党在权力结构的重要位置，应将传统法概念中的“国家”修改为包括党组织的“公权力机关”，“国家强制力”修改为包含党纪的“公共强制力”，从而为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应当是指特定公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公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     

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实现权力的法治化是关键。法治化的内涵包含了两个基本向度,即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私权利受到保护。基于此,权力法治化则逻辑地涵涉了以下4个基本指向,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以法律践行监督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以公共权力保障法律践行。以此为基础,实践权力法治化则需要建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以制度突破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制度创新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亮点。鉴于权力制约与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创新：以科学赋权、程序透明保障决策科学;以＂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理顺监督体系;以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共筑权力樊笼,实现以制度突破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