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同情理论

由于以理性与道德法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一直被认为忽略甚至否定了情感在道德实践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些情感主义者一直针对这种"理性中心主义"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应该以自然情感、尤其是"同情"作为道德行动的根据。然而,这种批评在于人们忽视了康德在其后期提出的重要的关于"同情"的理论。在康德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真正的道德根据,而在实践上,理性比情感能够更加保证道德动机的有效性。相比于情感,理性可能是反应比较迟钝的,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达到道德判断的准确性。康德所谓的"同情"需要受到理性的规范与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基于义务论的框架,康德的同情理论拥有比一般的情感主义观点更加独特的优势。     

“见”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从《孟子》“以羊易牛”说起

孟子以"见牛未见羊"来论证"以羊易牛"合法性的做法,给后世学者解读"以羊易牛"带来了不少困扰。朱熹从"仁术"、"理未形"、"人物有别"等角度替孟子进行辩护。"见牛未见羊"实质是强调"见"中蕴含的恻隐之情在推动人为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见牛未见羊"中所蕴含的伦理问题归约为如何认识道德情感在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现代社会不能把人类的伦理道德生活建立在恻隐之情上,而必须建立在一套理性完善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基础上。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后天的人为教化,通过系统的教化把道德理性加入道德情感之中,以使人形成以道德理性为主的良知。     

论康德的道德主体理论

道德原则可否建立在人的经验和情感的基础之上？如果经验和情感不具有普遍必然性,那何种因素可以给道德原则提供普遍必然性基础？与功利主义者不同,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应是先验的法则,这种先验法则由纯粹理性所订立,而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是这一法则的立法者之一。因而要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就需要厘清作为人的道德主体与纯粹理性和道德法则的关系。     

评“美德即知识”兼论其对道德建设的启示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他认为美德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美德的基础.而实际上知识并不总是与美德相随相伴,而美德也并不总是和知识统一在一起.从对"美德即知识"的评析可得出两大启示:一是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是道德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道德哲学应当涉及实践领域.因此,我国的道德建设必须从对传统道德的理性主义批判入手,充分认识情感在道德哲学中的意义,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转化.在道德教育中不能把道德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加以传授和灌输,要让德育教育在实践中逐步丰富自己的道德规范并让受教育者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伯纳德·威廉斯羞耻道德论的情感维度及其限度

威廉斯认为他同时代的道德哲学家们对道德的理性主义假设是一种谬误,为此,他试图构建一种基于"羞耻"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一方面,威廉斯深入考察了古希腊伦理思想中的羞耻文化,并与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罪责"进行对比,尝试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羞耻"这一人类普遍的道德情感之上.此外,他进一步将"羞耻"推广到公共生活领域,围绕社会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试图证明"羞耻"亦是公共道德的重要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往往非常复杂,"羞耻"与"罪责"两个概念所涵摄的话语空间并非像威廉斯所强调的那样泾渭分明;而完全排斥理性,羞耻的情感也很难单独成为道德稳固的基础.     

追寻逝去的人类精神家园——卢梭宗教思想新论

在十七八世纪哲学家为理性高唱赞歌、宣扬无神论思想时,卢梭却崇尚友爱、善意和虔诚,公开宣布自己是有神论者。他的宗教思想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真正本性不在于抽象的理性,而在于人所共有的感情。这种感情对于人类共同体和人类的道德来说至关重要。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关于当前道德建设的一点思考

本文认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前提是批判地反思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性,而当前道德建设的归宿是走向对道德情感的强调。只有解构理性道德,弘扬道德情感,才能建立起充满人性的“主动道德”,才能把当前的道德文化建设引向更深层次的关于人的终极关怀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作为道德情感的敬重①:康德的理解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敬重是道德法则直接规定意志带来的一种情感,因此是理性自己造成的,也是唯一一种主动的情感。敬重,作为道德情感,本身属于现象界,但它的根据则是本体界的道德法则。敬重,在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身上就表现为对其人格中的人性的敬重,同时也是对其尊严的认可。人在这种道德情感的激发下不断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迈向崇高,人性也因此得到升华。     

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为了从共同体的秩序上把"伦理的"与"律法的"区分开来,康德首先区分了伦理的自然状态与律法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认为只有自由才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性.在此基础上,康德认为所谓的"伦理共同体",其实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信仰存留在自己心中;而对"政治共同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不以一个更高的道德存在者为前提,而是仅仅因为单个人自身的不足才必须走到一起来,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律法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的外在强制(哪怕说成是为了促进共同的善的"道德法则")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理性所支配;不知道,但却必须服从,否则就会退回到律法的自然状态中去.这就是康德所想告诉我们的道理.     

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之维

道德意识的确立以及道德行为的发生都离不开道德主体的情感参与,所以,不关切道德情感的伦理学是空洞的伦理学,不关切道德情感的伦理学史研究是空洞的伦理学史研究.今日学术界关于伦理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情感缺失.呼唤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参与必须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确立道德的非科学性,道德的真正领域是意志的领域,而意志产生于情感而不是逻辑;二是确立情感的非自然性,道德情感凸现的是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由创造,从非道德向道德的跨越要求我们对情感实现从自然性向自由性跨越.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宗教,但道德必然导向宗教。道德法则必然指向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但这个目的却为我们人力所不能及,我们虽然能自主地追求道德,但幸福的获得却服从自然规律,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为了在尘世中实现至善(而这也是具有道德的人的合理期望),必然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它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设为必然要存在的,所以,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它被严格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焦虑及其化解

道德焦虑"是人们在道德选择与践行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困惑与不安。它来自于行为者内心中的道德取向与外在道德行为之间的价值矛盾或方向背离,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间一致性在个体心理和情感上的反映。由于道德内涵的变动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滞后性,道德焦虑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建立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维护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完成他律到自律的转化,是走出当代道德困境、化解"道德焦虑"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的重要途径。     

自由意志——康德道德宗教的核心观念

意志的绝对自由对于康德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前提,也是使其得以从纯粹理性进展到实践理性的关键概念.通过剥离人类自由意志中的经验性成分,区分只对特定主体的意志有效的主观"准则"和对所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客观"法则",康德对实践理性、道德与宗教的论述,得以超越近代以前的神学与哲学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争论,并将基督教神学所倡导的罪感意识改造成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由道德宗教所倡导的有尊严的谦卑意识.     

论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鉴赏与道德的关系

关于美和善(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比较热门且重要的话题,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亲缘性。因此,弄清楚康德关于两者关系的论述,对于理解他的美学、伦理学甚至整个哲学体系都非常重要。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鉴赏和道德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具有一种互利互惠性,一方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另一方的完善。与此同时,两者又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鉴赏只能最大限度地促进道德的发展,而道德只能不断地为鉴赏奠基。康德关于鉴赏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并不存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的似乎陷入了"解释上的循环论证",而是指出了鉴赏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联:一方面,美促进了道德的发展,因而从与道德的关系上讲,康德美学作为"不纯粹伦理学"(impure ethics)的一部分,可以使"纯粹伦理学"(pure ethics)能够最终适用于人类,即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另一方面,出于道德发展的考虑,我们有义务要求自己和他人不断地发展鉴赏力,以对自然美产生一种基于道德的兴趣,从而使有着善良意志的人能够更好地欣赏美。     

运气之网与道德情感———论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运气与伦理

运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类的道德生活?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诠释了"结果运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评价产生的影响。运气影响行为结果而产生的某种情感不规则性,使人们在功过判断中存在一定的偏见,也与抽象反思的"公正准则"之间产生了裂缝,而这种不规则性却具有自然所赋予的目的和效用。斯密对运气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加深了对人类道德本性的理解,也丰富了道德运气问题的当代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