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生态文明体系研究——我国社会建设的生态目标体系探析

社会建设是一个立足眼前、放眼未来的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前瞻性的问题。其中,社会建设的生态目标的确立是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在＂社会-自然＂的整体性视野中,主体目标、组织目标、机制目标和价值目标共同构成了社会建设的生态目标体系。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及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最终形成,是一个从不重视生态问题,到确立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提出入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确立生态文明新目标,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新挑战;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战略的整体性、协调性。     

科学发展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工业文明自身演进、自我超越的必然结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是顺应民心民意、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它代表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确立生态文明新目标,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新挑战,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战略的整体性、协调性.对此,必须倡导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执政兴国的新理念,确立生态优先方针,形成全社会支持和参与生态建设的社会机制.     

从结构化思维到整体化思维——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思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学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方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理性、人性异化,将社会发展的前景寄予"生态"的追寻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结构化思维方式,认为结构化思维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偏执发展,弱化了社会其它层面的应有发展;一方面倡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化思维方式,提出建立整体化社会发展的可能路径,要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相互交织的共同发展。整体化思维与整体性发展的"生态式"思考,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视角,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和谐社会建设的生态理论依据

和谐社会建设应注重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建设,因为和谐社会具有有机论、构成论和整体论所描述的理论内涵和特质,因此三位一体表现出有机性、构成性和整体性。在人生活的自然之网、关系之网和社会之网中,生命存在与延续、个体幸福与发展是有机的、整体的、关联的。在社会生活中,打破自然之网、关系之网和社会之网,鱼死网破的结局是环境生态资源问题、人性善仁信缺失问题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保障失灵问题。在对人而言生存与发展的大系统中,也需要"生态平衡"和关系和谐,社会建设担负的重任——和谐社会建设也必须体现生态理论的要求。     

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筑中国梦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其独特的理论特质生成于生态哲学方法、生态意识理念以及生态社会重构"三位一体"的致思理路。生态哲学方法将生态置于"自然——人——社会"的整体性维度中加以考察,实现了生态理论的实质变革;生态意识理论将危机意识、生存意识、责任意识相互关联,实现了生态意识领域的深度拓展;生态社会重构将经济生活与制度设计结合,揭示出生态社会建设的现实维度。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反思生态现代化制度建设——以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

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耦合并进是确保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度建设亟需＂生态化＂的理性考量。以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现行水资源制度存在的局限性,需要寻求制度更新的基本路径。人与自然和谐、人水并治、供需平衡、整体性既是制度建设的目标,又是制度创新所应把握的根本原则,生态现代化的根本诉求将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的合理化安排,最终达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所不容忽视的“一”、“两”、“三”

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整体性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身规定性,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整体性建设,务必牢牢握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一"根红线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重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性"三"个层次的统一。     

空间理论中的生态美学观--以大卫·哈维与爱德华·索亚为例

作为回应当代人类社会困境的一种社会科学,空间理论自然不可避免生态的问题,空间理论内蕴丰富的生态美学观,特别是在哈维与索亚的论著中。哈维基于"过程"的辩证法,及索亚的"第三空间"与生态美学突破二元的整体性实践哲学观是一致的。哈维的"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与生态美学有诸多可对话之处,其对"生态匮乏"、"环境保护"等诸种话语的厘辩与分析,为生态美学提供了新鲜视角,将生态美学引向了深入。哈维也深入探讨了关于"地方"、"场所"、"居住"这些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强调建设"可能的城市世界"的重要性,索亚则更进一步叙述了具体的"城市美学"。     

生态文明水平的提高与政府的生态责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强化其生态责任,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处于向工业化转型时期的必然要求,更是解决当前诸多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生态文明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生态文明是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人类社会的进     

整体视域下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稳定性问题

稳定性问题是影响我国乡村政治生态的重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条件下,乡村发展中的稳定问题的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突出表现为从控制型稳定向自主型稳定的历史转变。在当前减贫战略与工作体系步入转型的时代节点,乡村发展日益增长的"活力"需求,使人们愈加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尚存在内部治理的孤立化、统筹发展内容的离散化、目标制定的漂浮化以及协调机制微弱化等"僵化"问题。针对整体性治理缺失,有必要从解决我国乡村政治生态存在的内部孤立、内外阻塞、目标悬浮、表达不畅的问题出发,构建基于互动互联的稳定政治生态。为此,就要树立互联、互通,包含消解与自愈的整体性思维,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真正构建起多方联动、系统整合的稳定性乡村政治生态。     

论当代人的生态幸福观及其实现

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当代人的各种文明病和幸福感受危机的主要症结在于生态维度的缺失。破除现代社会的"幸福悖论",重建持久、均衡与愉悦的幸福感,需要当代人开创并确立一种新型的生态幸福价值理想和生活目标——生态幸福观。生态幸福价值理想与生活目标的实现,需要人们建设并遵循一套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道德规范,按照生态原则进行生产和生活,建设人与自然协同进步的生态幸福社会。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治理

正一、问题的提出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毋庸置疑,中国在过去几年的环境问题处理上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目标还差之甚远,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分不开的,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情境框定下,伴随着现代因素对社会的不断冲击和     

新时代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方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创新的方向.顺应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转向,绿色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引领和“幸福中国”的本质体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科学技术创新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生态化理应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必然诉求,科学技术创新必须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为此,以绿色发展为导引,强化科技创新主体的生态伦理意识、将生态效益融入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将循环整体性分析介入科学技术创新思维方式是当前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基于“两型社会”目标的衡阳城市人居环境建设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系列困扰人们的城市问题，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城市生态化发展及“两型社会”和宜居生态城市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目标。对照“两型社会”目标及宜居生态城市标准和特征，基于衡阳宜居生态城市建设基础条件，通过怎样的途径解决宜居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将衡阳建设成为宜居生态城市是衡阳城市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基层社会运转的基础及实现路径研究——对G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反思

随着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发展理念和方法,社区参与成为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路径。西方的社区参与更注重制度框架内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的效果,即利益表达的"有效性"。与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以"群"的"整体性生存"定义社会性,因此,中国基层社会的发展路径只能从本土资源中创造出来。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性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恢复和重建,同时面对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需要通过政府支持社区能力系统建设来实现社会主体性的成长。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三个追问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以及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是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整体性?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还是固有属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意义何在?这就需要我们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起点进行追问和反思,这是继续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逻辑前提。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马克思“总体的人”思想的生态意蕴

马克思关于"总体的人"的论述,蕴含着"整体性"的特征,"总体的人"是在社会关系的完整性、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整体的历史进程中生成的,而马克思对人的实现的最高期望中蕴含着时下流行的生态学意识,总体人的特质与生态主义的整体意识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