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发的反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论在苏联朝野还是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不小的议论。近年来,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许多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未有专文或专著论及秘密报告的国际影响。秘密报告和苏联的解冻对东欧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的令人陶醉的酒[1]400,并引发了1956年     

1954年宪法的历史局限性论析

1954年宪法的制定,是新中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产物.制宪者们还以开放性的视野.一定程度地借鏊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旧中国资产阶级类型宪法实践的经验.但由于制宪所面临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其开放性价值表现出了较大的历史局限性.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苏联解体的远因探析之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就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夜里,赫鲁晓夫向部分指定代表以及特邀波兰、匈牙利代表团的代表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是在会议结束后所作,并且是在少数人范围内传播的,故苏共在“二十大”之后把它当作“秘密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而当时各国与会代表均不得其详,后来分发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件则是经过删改的,因此被人们称为“秘密报告"。正如布尔加宁当时在主持会议时说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大…     

财务会计报告分析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势

财务会计报告分析是通过对财务报告数据进行有目的的分析,以增强决策有用性的一种手段。由于各种因素,现行财务会计报告分析带有许多局限性,从而影响分析结果的质量。     

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再检视

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当中,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颇具特色。这一观点强调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制度、疆域、人的活动与融合,对于形成民族意识与民族记忆的重要性,而历史则是维系这种认同,并赋予其政治与文化内涵的最主要载体。他之所以在清末提倡历史之学,归根结底肇因于此。同时他的这些思考也贯穿于他在清末与立宪派的论争当中。章太炎此论,在民国学界虽少有回声,但柳诒徵与钱穆的史学思想,从论述框架来看,则与章氏颇为相似,此一脉络,实为理解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与民族主义思潮变迁时不容忽视的线索。     

毛泽东理论创新的思维特点及其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其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晚年的毛泽东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 ,也表现出了其思维方式的历史局限性。     

论政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政治文明除了具有进步性、开放性、多样性、时代性等特征外,还具有局限性的特征。政治文明的局限性是由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文明的局限性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也是政治文明生命力的一种内在表现。承认政治文明的局限性,是推进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政治文明的局限性,促进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     

论“宜荆荆”历史文化同源

＂宜荆荆＂三地地理相近、具有独特的地缘文化;人文血脉相融相亲;行政区划联系紧密;经济文化发展相似;民俗民风趋同。自古以来,三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渊源流长,具有历史文化同源的特质。本文拟根据考古遗存,历史文献等史料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论证＂宜荆荆＂三地合作的历史依据和发展的新契机。     

论“一带一路”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逆全球化趋势显著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和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和愿景,引起了举世的瞩目,而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论实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中国梦”

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历史周期律谈话"表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提醒自己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同时也相信自己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扬人民主人翁精神,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历史”视野下的“微历史”:对世界史上诸关键节点之研究(笔谈)

编者按: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本栏目的七篇论文,初看似乎彼此间毫无关联:在时间上跨越了古代史到当代史,在内容上涉及古罗马史、法兰克史、德国史和苏联史等,在专题上则涵盖了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和史学史等。但如果细心观察,可发现各篇论文恰好关涉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早期史、现当代史     

钱钟书“诗心论”的历史美学价值

钱钟书之诗心论着眼于史、诗之本体,既论史有诗心,又云史诗有别。史有诗心,明史文重律之义,文求宫商,史文亦当如诗文可咏可诵;诗之持谓止,史不仅求律亦当重止,把握好史实与情感的分寸,遵守史法,正是历史科学追求的崇高境界。钱钟书论史与诗通,但知史有诗心,尤须知史、诗有别:史重求真,诗则虚构。以历史美学为视角,钱钟书诗心论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启迪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试论“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

本文指出应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认为“历史地位”的含义有两个方面 ,一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是它在党的全部思想和工作中的地位 ,并据此对“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作出如下表述 :毛泽东、邓小平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新世纪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文章的侧重点是阐述“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     

“法轮功”现象的历史思考

“法轮功”具有会道门的几乎所有特征,是封建会道门在新时期的变种。二者同样利用儒、佛、道等宗教的伪装,编造和鼓吹劫变论、有神论,以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会道门头目经常冒充弥勒佛转世渡人,“法轮功”首领李洪志更是自吹自己是比释迦牟尼更大的神,只有他才能度人上天堂。但二者度人是假,骗人钱财是真。在日常活动中两者均冒用气功的名义,引诱并控制急于健身强体的人们。在政治上,“法轮功”从思想到言论、从组织到行动与反社会反政府的会道门同出一辙。     

现代作品中的“寻找”结构——约瑟夫·康拉德《秘密的分享者》中的寻找自我

本文主要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找寻文本中＂寻找＂的结构,然后根据＂寻找＂的普遍结构,并通过和其它具有＂寻找＂母题的、较古老的经典文本的对比,挖掘《秘密的分享者》中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地位

针对新的实际,联系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对这一思想创新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地位,我国理论界大多将其集中置于党建理论范畴和领域作出了多方面研讨。诸如“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建党８０周年历史经验的新总结;是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进行党的建设的新要求,等等。这些研讨和观点对人们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但事实上,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丰富内涵远不只局限于党建理论,它以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全面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