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情感 理性 境界

情感与理性历来被关注。情感和理性在自身层面能够达到一定统一，但二者真正统一需要超越情感和理性层面，即在高层次精神境界方可实现情感和理性的统一。     

西方身份建构的情感基础研究

西方社会正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除去对身份产生的历史性考虑之外,还需探讨当前身份冲突的广泛性与激烈性产生的共时建构因素。通过探讨身份变动的原因,追溯身份与情感的关系,分析情感对社会身份建构的影响、作用以及驱动身份的方式,指出身份建构是以情感作为产生前提、加工中介和呈现效果的过程,并分析了由情感驱动的自我身份、他人身份和国家身份引起的西方社会身份话语冲突的建构过程。     

理性、情感与自然保护——对Kay Milton情感论的解读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驱动的社会里,当面临经济利益追求与环境保护冲突时,理性的环境伦理能否战胜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英国环境问题学者Kay Milton认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不仅需要理性（Rationali-ty,）同时也不能忽视情感（Emotion）。她对环境保护中情感重要性的理解展示了环境保护的另一种视野,对推动环境保护运动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道德情感功能辩证

道德情感功能是人的精神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道德本质力量得以实际显现的途径之一。道德情感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有评价反应功能、信息交流功能、协调维系功能、导向激励功能、提升人格功能。道德情感的作用性质具有二重性，作用过程带有一定的冲动性，其积极作用的程度和效果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在肯定道德情感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并克服片面强调、无限夸大道德情感功用的倾向     

中产阶级、业主身份与集体行动——基于CGSS2006数据的研究

拥有房产是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业主阶层有着更强的权利意识,更倾向于参与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基于CGSS2006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当下中国的现实:当集体行动对参与者有利时,业主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并不显著高于非业主群体;受过不公平待遇的业主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也并不显著高于非业主群体。最后,提出了建立合理的机制去引导各种集体行动事件,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     

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思想的理论沿革与价值

欧洲近代的伦理学思想在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批学者系统地提出和完善了以情感为理论基础的伦理学思想体系,高扬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逐步实现了以情感为基础的主情论伦理学对主知论伦理学的战胜,实现了道德研究视阈的扩充,对伦理学的发展以及对情感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启迪了后世学者的思路,使道德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也是切近的。     

数字身份建构的关系生成基础研究——从中西对比视角分析

数字身份建构依赖数字关系中的身份划分与建构,关系的形而上地位决定了数字身份的建构形式及展现内容。通过梳理数字身份和自然身份的概念和发展,指出两者都是对于个人信息的集置,但是关系的呈现方式不同。在此基础上,分析数字身份建构的两种关系形态,指出情与理是中西方数字身份的关系形态基础,但并非指示关系在身份建构中的地位,中西方身份建构都注重关系形态的基础性,只是侧重的身份维度不同。数字身份关系形态生成有三重维度：融合关系、互惠关系和多元关系,数字身份关系呈现出内在性、外在性、泛在性和动态性,解释了数字身份所面临的接受性问题以及数字身份对社会关系形成挑战的原因。提出数字身份发展的利弊和以是否维护自然身份作为数字身份发展的限度,并指出数字身份安全的关键在于技术和法律的保障以及使用的合理性。     

刑事司法中情感考量的基本维度

情感与刑事司法并不是对立的,需要重新审视法律超脱于情感的理性神话。在历史维度上,西方法哲学总体上主张情感与理性二分,情感基本被排除在刑事司法之外,二者的分离是主流。我国受儒家伦理强烈影响的刑事司法,自始就与情感结合在一起。在现实维度上,我国当下刑事司法对待情感的态度存在不当的疏离,背离了二者交织的传统。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司法出现捍卫情感的潮流,情感在刑事司法中开始回归。在理论维度上,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揭示出情感不一定是非理性的。情感作为人的本质要素特质及理性认知功能,表明刑事司法能够进行情感的输入。情感正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刑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中。     

从道德理性走向道德情感——近代西方道德情感理论述评

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 ,道德理性主义根深蒂固 ,理性几乎成了道德的同义语。十八世纪英国产生的道德情感理论 ,一反道德理性主义的常态 ,提出了丰富的道德情感理论 ,它标志着西方伦理思想由伦理理性主义向道德情感主义的重大转折。在此对近代西方道德情感理论产生的条件、主要理论主张、理论得失进行了全面论述 ,旨在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

心理学的视角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它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外决策却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心理视角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对外决策研究领域。其中,“认知以何种方式对决策产生了什么影响”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运用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必须注意其适用性。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权力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 ,但如何界定该概念却存在争论。本文并不是对该概念进行重新厘定 ,而是对其涵义进行新的解释 ,由此指出权力是私有性与公共性的统一 ,是力量与力量转化的结合 ,是强制性作用方式与同意性作用方式的结合     

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关系学科思想研究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日益引起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我国学界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和进步。目前的这种发展势头无论是对我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还是学科建设而言都很有意义。“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对此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很多观点即使对于我国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仍然不无裨益。在我国目前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的作品中,对布尔这方面思想和贡献的介绍还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梳理和介绍,并探究其对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当下意义。     

国际河流水资源争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水资源被视为一种战略性资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河流共享国之间因国际河流水资源产生的争端与日俱增。其中,流域各国国内需水供不应求、国际河流不合理开发和分配、国际河流水污染严重以及国家领土主权意识增强等现象是水争端现象产生于河流共享国家间的原因。水资源争端具有涉及范围广、影响因素多样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水资源争端对河流共享国之间的政治、流域各国的经济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等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冲击。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统一。本体论有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之争,认识论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分,方法论有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之别。美国主流学派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人由实证主义方法论决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陷阱"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明确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学者的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由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意识形态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入到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人文科学。尽管冷战的结束证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进步”上的失败,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进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是这一学科本身及其内部等级划分的合法化证明;而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又成为了“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化证明。正是这种“进步”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打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显得异常必需与紧迫,使得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显迫切。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除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证检验。面对这些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特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历史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剖析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特征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始自1840年中国的近代史开端.构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思想材料有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近代以来符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国家各种学说和思想,以及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当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归纳与整理.由于中国民族国家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的民主建设尚在完善,以及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特殊性,决定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具有理论政策研究的特征.     

国际关系的理论回归与基础路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例

国际关系理论衰落的论调和担忧激励了理论创新。在诸多创新方式中,理论综合是重要的一种,具体包含了理论折中和理论合成,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由此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或合成、范式内折中或合成。理论合成的严格理论与理论折中的实用性分析框架之间,还存在较多模糊地带。更多的研究既没有清晰的理论创造或运用,亦没有明确的折中分析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已逝"的论断已成事实。在理论合成与理论折中之间还存在一种理论综合的方式——理论回归,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共性最大(或平均差异最小)的基础路径。所谓"基础路径"即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而是逐渐形成超越具体学科及/或理论的五大基础路径: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     

当代国际关系的传统与变革

当代国际关系自其诞生以来始终遵循着三大传统 :个人主义、民族国家及进步或科学传统。这三大传统相辅相成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稳定与延续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物质与观念的变革 ,它们正日益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国际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或将要发生。然而国际社会的变革方向或目标并不明确 ,其决定因素不仅有体系层次的变革 ,还有单元层次对体系层次变革的反应———“退出、呼吁与忠诚” ,以及体系层次的再反应、或者说是新旧体系因素间的相互宽容与不容异己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