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安全的实践困境与法治进路

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其中,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治理应当同等、同步建构生态环境安全等微视、可及领域的基本安全。在国家治理语境中的宏观生态安全与法治语境下的中观生态环境安全应当界定为同义概念,后者与同处法体系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内涵上相区隔,但在外延上相关联,共同构造出生态环境安全概念在动态和静态双重维度的一般法律解释。反观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法治实践,在立法上,包括对于法律概念确立的准确性和解释、法律原则设置的确定性与安排均存在不统一和不一致的情况;在执法上,包括监管制度的建立、监管体系的构建以及监管机制的运行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瑕疵或漏洞,在面临生态环境治理的本土性、国家性与生态整体性间的冲突之时陷入治理困境。有鉴于此,构建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成为应对治理困境的进路:将生态安全从宏观的战略政策转变为中观的法律规范,明晰法学视域下生态环境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立环境法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法律原则,形成"目的—原则—规则"密合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并将生态环境安全原则的法律秩序追求辐射并渗透到相邻部门法中去,成为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的奠基石;将关涉生态环境安全中观的法律规范解构成微观的监管制度体系,逐步确立以生态环境标准为核心的预防、管控和治理制度体系,以生态环境数据为承载的监测和预警制度体系,以平台化为形式的沟通和协作制度体系;此外,健全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中轴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体系,探索以"生态环境主观(公)权利"为基础的行政诉讼体系,建构以"生态环境法益"为核心的刑事司法体系,成为整体性法治建构的屏障;对于域外、外生性生态环境风险的控制,需要依赖广泛、善意的国际合作和成文、严格的国际规则。这一过程,还应当贯穿法治牵制或抑制科技累卵性,最终满足生态环境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焦点与展望

生态安全作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一种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围绕生态安全的概念、特征以及生态安全与国家主权、全球治理的关系等问题,学者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本文梳理、归纳和分析了学者的研究,指出了融通和差异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深化生态安全研究的方向,包括：生态安全的基础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生态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多学科研究的交叉融合等。     

国家治理概念辨析

国家治理概念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而备受关注,但是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中,存在着西方化和传统化两种倾向。从中西方治理的不同起源与定义、从传统与现代治理的差异、从管理到治理的重大转变等三个方面,可以深层次认识我国国家治理的内涵,明晰其与西方治理、传统治理、现代管理的扬弃关系以及其在治理的道与术上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制度化的辩证统一。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1

拜登政府近期完成了对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审查,认定美国供应链存在安全风险,未来供应链政策将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弹性优先。全球供应链企业向来奉行效率原则在全球配置资源,拜登政府要求供应链安全优先,其本质是经济问题安全化,通过假想的美国安全威胁来改造全球供应链现有秩序,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体系。导致美国供应链政策转变的因素包括依对手实力和政治制度差异来识别安全威胁的国家安全观、在战略竞争中胜过中国的意图以及疫情中对供应链脆弱性的认知。供应链安全与弹性优先实际上是要求企业放弃成本与效率的考量,必定因逆经济规律而阻力重重。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表明,拜登政府可能将其政治意图捆绑于全球供应链标准之上,借供应链合规的力量改变企业的决策导向。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新疆棉事件的实质是美国政治权力操控跨国经济场域中的私人规制机构对中国进行打压。我国可依据反制裁法对美国的不公正做法进行反制,并建立元规制体系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公开、公平、公正治理。企业应增强供应链治理意识、合规意识和问责意识。     

我国腐败治理体系转变发展趋势与动力探讨

我国的腐败治理体系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从治理的具体对象角度衍生出的一个次级系统概念,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效。因此,腐败治理体系要素的内涵结构必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的运行方式上实现进一步的转变与发展,才能有效实现腐败治理的功能和目的。同时,我国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民主体意识的发展、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效能的提升以及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为我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基础。     

当前全球安全需求的增生与变异

随着当代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正不断增生和变异,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体系的逐渐成型提出了新的安全需求,即维护其基本生存环境和组成单元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其次是传统国家间体系的地位相对衰落导致的旧安全需求的变异,特别体现在权势转移的崭新内涵和战争与军队功能的转变上;最后是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的既有增生、又有变异的安全需求,重点表现为国际合法性来源的变化和人类安全的凸显。当然,这一发展不过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规范重组的一部分,其未来发展也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     

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生物安全治理

文章以尺度、边界和身份建构为理论视角,借鉴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探讨微生物对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的影响,认为微生物的群内变异和群际感染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重塑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和人的本体安全,致使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和微生物(知识)边界之间新型互构关系的生成,这三个层面的辩证互动构成了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的根本性关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对这一动态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再构,以便重新审视与构筑这一认知转向背景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共性,进而促进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优化。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区块链技术与国家财政治理

政府权责边界清晰、信息公开、高效的绩效监督是发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代财政治理体系的关键。我国财政治理体系在围绕关键点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政征管机制不健全、预算管理体系不完善、财政透明度不高等治理困境问题。以信息透明可追溯、数据不可篡改、分布式记账为特点的区块链技术，与财政治理中对数据公开、安全、准确的要求之间有着内在的耦合性。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优化财政治理体系，但还面临财政金融领域成熟应用较少、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存在数据安全隐患、灵活性不足，与政府财政治理理念存在差异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应加强区块链在财政治理场景的尝试，优先发展跨机构的联盟链，强化中心化核心应用与非中心化区块链应用的混合模式发展，以及推动政府财政治理理念的创新。     

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应用:优势、挑战与对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式。现阶段的政府数据治理面临着质量管理差、安全管控弱、开放共享难的问题。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去中心化、去信任、可追溯、透明、安全的新兴互联网技术,能有效克服当前政府数据治理存在的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数据治理的管理权威、安全监管和法律秩序等方面带来挑战,亟需政府完善应用理念,创新监管机制以及健全制度体系来推进数据治理中的区块链技术应用。     

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治理场域中大数据信息传播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加剧了观念冲突。大数据信息使得高校治理变得透明，社会和市场问责压力增大，引起了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失衡，容易导致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大数据信息使得高校内部治理边界模糊，容易引发意识形态渗透。为了解决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高校治理在理念层面应树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在制度层面应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在过程层面应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流程建设，以确保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以善治应对泛传播安全

新媒介时代,由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交融而成的泛传播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研究泛传播对传统大众传播的解构入手,分析了泛传播在民主性、互动性、传播效率、全球化传播等方面的特征。结果表明,泛传播既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催化剂,又是解决这些安全问题不可或缺的助力。文章重点畅述了泛传播语境下非传统安全的新特征和泛传播自身导致的安全问题,并提出应用＂善治＂理念对上述＂泛传播安全＂问题进行治理的策略和方法。     

论语言安全的内部层级及其关联——兼谈网络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包括语言交际安全、语言本体安全和语言战略安全三类,分别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作用于个人、社群和国家领域,三者的加合构成完整的语言安全概念。语言本体安全是语言交际安全和语言战略安全的基础和前提。语言交际安全和语言战略安全又对语言本体安全具有促进作用。网络语言安全作为当前具有代表性的语言安全表现形式,需要依据相关法律,区分网络语言安全层级并进行精细化治理,注重各层级的关联,全方位实现网络语言安全。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近年来,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团体的迅速增加,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较大进展,已经形成了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网络雏形。但是受传统行政观念、公民参与能力,以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的影响,公民参与地方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应当通过转变公民的角色定位,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等,来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水平和效果。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欧盟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功能与挑战分析

在国际安全治理语境中,欧盟堪称具备制定和执行安全治理政策功能的主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在国际及地区安全治理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将以安全治理的若干政策工具为分析框架,运用翔实的资料,梳理并归纳欧盟在近年来所发展出来的安全治理手段,并分析其在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面临的主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