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

为应对近代农村的经济危机,南京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和农本局作为国有农村经济机关以经营农贷业务,两大机构发放的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村的金融枯竭.但它们在机构制度和业务经营上有同有异:农本局以培育民营的农村金融制度为目标,辅导成立了数百所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发放了数千万元的农村贷款,并且尽力促成合作金库的民营化,还以金融力量提升了近代农业的科技水平,在良种推广和水利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农民银行以提供正规的农村金融服务为目标,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发放的农村贷款是农本局的数倍.     

国家干预与政商互信:20世纪30年代粮食运销中的合作与博弈

从1932年7、8月份开始,我国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农业经济陷入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对粮食运销的管理和控制。民族资产阶级也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使农业经济走向复苏,开始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在政府贷购美麦的问题上,很多商界人士本来是反对的,但是由于看到政府表现出的合作姿态,他们的态度开始松动,希望参与到政府的经济行动中去。但事情的发展却让他们感到失望——政商之间缺乏相互监督和共同议事的有效机制,政府并不信任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想乘机夺取粮食运销的控制权。这种现象在“粮食运销局”和“农本局”成立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由此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或博弈中,政商互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由于缺乏政商互信,应对经济危机的种种措施也就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关键环节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作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农业产业化、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三个关键环节.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突破口和主攻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富裕农们的根本出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稳定农村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制度创新视阈下“以工促农”再认识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必须着眼于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使工农业关系协调发展,这是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的根本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以工促农"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制度上的创新。1从已有文献看,"以工促农"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从产业角度阐述"农"和"工"的关系。认为"农"单纯指三大产业中的农业,"工"则单指三大产业中的工业,"以工促农"就是以工业促进农业;认为"农"不单指农业,还指农民、农村等与农业相关的其他方面,而"工"则包括了除农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还包括城     

发展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推进农业产业化是新时期农(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十多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人,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弹性结构”与民国江西乡村改良运动的失效

在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撤离江西后,为了争夺民心,巩固统治,国民党在江西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村现代化改良运动.运动原定时限是1936年底,然而,此时江西农村依然贫穷落后,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江西农村改良运动,却收效甚微,江西农村毫无复兴迹象.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农村社会改良的绩效.     

战国秦汉时期河东地区商业状况初探

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举国上下出现了经商热潮.涌现出像"绛之富商"和猗顿那样的大商人.战国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农产品极大丰富并有了较多剩余,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使得交通愈加便利,再加上金属货币的铸造通用和城市的兴起,促进了此时期全国统一市场和区域市场的形成.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合作经济

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但未从实质上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只有加快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补偿性供给,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和相应农村经济组织,才能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疏通投资渠道,理顺管理机制,从农村做起,启动内需,促进消费,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发展之路.     

生存资本考量下的文化追寻——对东北农村社区家族文化复兴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多年的农村家族文化呈现"复兴"的趋势,本文作者在对一个只有百年移民史的东北农村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学者们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原因做出了多种解释,本文的研究提出了"资本说"的分析框架和假说,即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农民把家族文化作为"生存资本",通过家族文化资本的凝聚形成社会网络资本并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一假说在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不同类型大家族的个案研究中得到证实,并指出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担负着教化功能和农民对"我是谁"的质朴追寻.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趋势评价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纳入到农民具体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量.家族文化是农民为自身的生存所"激活"的文化资本,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农村精英人士来说,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承栽着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的宿愿;同时又应看到农村家族文化的"复兴"也是社会转型期一些农村社区仍未走出"过去"的表现,家族文化不但体现为"弱者的武器",同时也是"陈旧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