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的经济变迁及主导因素——以长江中游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

以湖北秭归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历史上观村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工商业聚集区,即一个基层的集市,但由于政治权力逐渐渗透的乡村社会,致使村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该文以历次政治运动为分界点,分几个阶段描述观村50多年来村落经济变迁的过程,并结合时代背景,总结村落变迁的特点,并探讨观村的经济变迁的主导因素.     

现代社会中的农民与集市：历史变迁、经济发展及政府作为——基于对皖北褚兰镇与晋东南韩店镇的比较分析

集市作为农村市场交易的一个缩影,集中体现着农民与市场及农民与政府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然而,各地的集市发展均有其独特之处,与农民的联系也不尽相同。本文在对皖北褚兰镇农村与晋东南韩店镇农村的集市进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地区的集市与农民之间联系的不同程度及集市的不同存在形态。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外,政府作为的不同也造成了两个地区集市的不同情况。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因地制宜发挥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政府作为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体系的建构显得至关重要。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传销——透析一个传销网络的产生过程

社会网对社会行为与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用途.本文试图借助一个传销网络的案例来探讨一个新问题,即社会网络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以往的社会网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网对个人(或集体)在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本文将通过案例的展示研究作为动态过程而存在的社会网,以期追求发现一个网络由点及面的生成过程,获得其特征及作用.     

多民族聚居区集市城镇化历程及其社会整合分析——以湘西凤凰吉信镇为中心

集市是认识和分析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一个理想范式。200余年来,吉信镇经历了从最初的基层市场——西门集,到清代防苗屯兵之地——得胜营,到民国时期的建制乡镇——蔚文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吉信镇的集市体系发展和城镇化的转型。多民族地区的军事、政治整合以及族际交流互动与整合需要促成了吉信镇军事职能、行政职能、经济职能和文化角色的形成与完善。吉信镇城镇化历程体现出多民族地区独特的城镇化道路。集市体系对多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完成及其城镇化过程,得益于苗、土家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及共同参与集市和城镇建设与发展。民族精英人物在集镇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了汉族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等多元文化的共存,而国家也通过征用民族文化来促进城镇建设及其社会治理。     

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以胶东P市为例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赶集路上的交往。这种跟同村的路伴儿或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交往,既巩固了原有的熟人关系,又扩大了原有的社交范围。二是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除趁赶集走亲访友外,村民通过固定市场交易还会建立起一种半熟人关系,这种交往甚至会延伸为在生活上的互助。三是茶铺资讯传播与休闲。茶铺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也满足了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     

东周晚期基层社会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以里耶户籍简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西周及东周基层社会是以血缘性为核心的宗族自治,然而这种观点与里耶户籍简中所反映出的高度异姓杂居状态明显不符.以"里"这一行政区划作为切入点,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可知,东周基层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动态演变之后,到东周晚期已完成血缘向地缘的转变.直至今日,上述转变过程的中间态——血缘与地缘并存的基层社会组织仍可见于佤族村寨、傈傈族村落、侗族村寨及羌族部落.     

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解释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音作品、网友评论等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媒介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建构呈现极端化趋势。“犯罪、懒惰、无知、贫穷、孤苦、越轨”等负面评价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学术界的部分研究结论也加深了农村单身汉负面社会形象的建构。然而本研究认为,农村单身汉与普通人在村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并无差异,未婚不会导致其被社会排斥,个体特质才是决定性因素。大众传媒与学术界塑造的标签化负面刻板印象极不利于农村单身汉的社会生存与发展。因此,对该群体应去标签化、去特殊化,对其给予客观评价,促进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构建。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村民利用自组织自发供给公共物品的实践探讨

以往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多强调国家或市场这些村庄外生力量的作用,对村庄内生的力量则有所忽视。文章基于实地调查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依靠村落自组织力量。本研究发现,村落自组织利用村落社会资本有力地促进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上的合作。具体而言,村落自组织利用宗族网络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村落自组织利用声誉机制、舆论机制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益。文章建议,在当前的农村社会建设中,要妥善挖掘并保护有利于农民合作的传统资源。     

山神崇拜与村落族群关系的结构过程

文章对一个朝鲜族、汉族混居村落中山神由朝鲜族一个族群的祭祀神发展为村落保护神的现象进行了结构过程的展示,并在分析、呈现村落社会山神信仰的民俗文化实践过程中考察了村落社会族群关系的变迁过程,进而在将国家、市场与地方性的因素融入此村落社会成因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即使是在当下民族国家体系与经济全球化这种现代性的宏观背景之下,地方社会的实践形式依然是多样的。当前认识、思考汉与非汉问题的过程中,对于这种多样性的关注依然重要。     

业主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以B 市R2 小区维权运动为线索

文章以业主维权运动为线索,尝试揭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定群体认同即业主社会认同的塑造过程。在新兴的商品房社区,通过市场上的购房行为而形成社区群体的业主,互相之间缺乏先在的地缘、业缘连带,而维权运动凸显了业主群体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提供了建构业主社会认同的契机。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ICTs产品的应用与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 ———基于Y村和H村的个案比较研究

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而且也深刻地体现在“乡乡之间”。文章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并特别关注不同村庄结构条件下数字鸿沟形成的实践过程和机制。“传统村庄”和“工业化村庄”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两种典范类型,并成为我们探讨“村庄之间”数字鸿沟的基本范例。本研究将不同主体在“占有”ICTs产品上所形成的鸿沟视为“初级鸿沟”,将不同主体在“使用”ICTs产品过程中所形成的鸿沟视为“次级鸿沟”,并认为占有和使用上所形成的鸿沟在实践过程中呈现为一种“相互再生产”的效应。笔者最后指出,作为一种“移动网络”的手机或许将成为未来信息技术整合的首要载体,并成为化解数字鸿沟的有效利器。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超越村落: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扩展及其结构研究

以南宁市周边三村的田野资料为例证,就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扩展及其结构进行了探讨。随着村域经济的转型,农户已形成了超越于村落的社会资本网络,其信任关系亦走向契约信任。但还应看到的是,每个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非均衡性,因此应加强对那些社会资本弱的农户的扶持,以使乡村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农户。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基于山东省B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是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济业态,助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产业通过“市场社会化嵌入”的驱动扎根乡村社区,带来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市场利益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契合,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内部实现策略性整合;立足家庭的生计发展合作,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弹性产业合作。这一双层合作体系以产业振兴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孕育出社区可持续发展、公共性成长和治理资源培育的新路径。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和多元组织能力建设,是避免合作异化和产业利益脱嵌于村庄的关键。     

角色社会化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江苏苏北地区十个县区480名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发现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及动力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角色社会化动力因子能够调节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与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关系。分类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型大学生村官其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与工作绩效有更强的相关性,且其角色社会化动力因子对工作绩效调节效应也更强。研究结论对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管理提供了新思路,为创新性开展大学生村官工作,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保障。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