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困境分析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行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带来了新的希望,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审理、法官的庭外调查以及二审的救济机制四个角度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面临的难题。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性、程序启动的艰难性、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及裁判程序的滞后性。故应从遏制刑讯、强化职权及尽早排除的原则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厘清和解决。对非法证据应做狭义理解,对它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应克服非法证据证明形式化及证明标准的虚化问题,严格掌握证明标准;确立独立前置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倡在庭前会议中解决非法证据的问题。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的审理程序

我国第二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的法律规范在规定控方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同时,还要求审判者摒弃消极中立的立场,赋予法官启动非法证据审理程序和依职权调查的权力,承认法官主动审查、识别并最终排除非法证据的权限。配置法官这样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非法证据审理程序不独立的缺陷,适应了非法证据问题的程序属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照了非法证据审理程序的特殊性要求。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理性思考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再审提起的普通刑事案件“刘涌案件” ,以其涉及“可能刑讯逼供”影响判决而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引发了新一轮的探讨。为此 ,本文从理性思考的角度 ,以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既一致又冲突的关系展开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分清了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的界限 ,对如何确定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信提出了“有效性”标准 ,对排除刑事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提出倒置 ,并为在我国真正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若干缺陷。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对"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非法取证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并针对不同证据种类采取不同的排除规则。同时还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

文章在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国家对待该规则的态度的介绍以及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此规则相应规定的分析,论述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并对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粗略的设想。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作为司法交易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检控机关准确高效的取证,还可以令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与检控机关合作为自己减免罪责。这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不同目的进行司法利益交换的结果。＂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不仅适应了法制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了司法实践活动的需要。所以,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既有助于尊重保护人权,又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要求,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又一重大进步。     

侦查程序中构建司法审查机制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司法审查机制在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已得到普遍确立。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下,构建针对刑事强制措施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尚有很多现实的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法治基础上和谐观念的欠缺、司法中立的不够、检察职能的错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失、侦查程序诉讼化动力的不足等。认识并分析这些主要的相关因素,在实践中认真地加以克服,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发展:1949～1976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革命论”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话语。1949-1976年,在“革命论”思潮影响下的红岩文化传播及发展进程可分为奠基期、高潮期和波折期。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红岩文化,其传播及发展流露出意识形态的意向和旨归。“革命论”思潮对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发展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红岩文化表现形态及其模式。     

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

中国所采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背景下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它并不是一个适合中国长期采用和坚持的模式,特别是在目前依赖国际市场遭到的阻力不断升级、国内市场开辟又很棘手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已大打折扣。开辟国内市场、转变发展方式以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走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消费内驱型＂已是必然。＂消费内驱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是居民有效需求的增长,其运行的前提是相应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这对更好地实现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意义重大。     

论科学证据的两种概率解释

在科学证据研究中,存在＂正相关＂和＂高概率＂两种科学证据的概率定义。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能够比较清晰直观地解释科学证据的许多相关问题,如科学证据中的＂比较级＂和＂可接受性＂等。然而,两个定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正相关＂不是证据的充要条件,＂高概率＂也不足以使证据之为证据。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证据规定》实施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真实案例对偷拍偷录、陷阱取证、悬赏取证等一些特殊取证方式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官对发现真实的追求。为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和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官可以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决定非法证据的取舍并借助判例来约束法官对非法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论我国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制度的完善

保险合同因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并以双方的相互诚信为基础。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主要依赖保险人提供的说明。目前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且引发了多种保险合同纠纷。其问题主要存在于保险人订约说明时间和说明内容方面。应确立“投保人冷静观察期”制度,区分“法定免责”与“自定免责”条款以及有限制地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以完善我国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制度。     

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特点及启示

台湾地区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于1997年公布,是一部实体、程序、组织相综合的法律。该法对少年违法犯罪事件设立了独立的程序,立法理念也着眼于“少年成长的非连续性”,三种回流机制的设计使少年有多种机会进入少年保护事件程序,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保障少年健全的“自我”成长的目的。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未来的立法中,我国大陆地区应订立一部专门的少年法;同时,在观念上,要放弃对少年单方面的“爱”,真正尊重少年的未来。     

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侦查程序改革要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程序在提高惩罚犯罪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文关怀水平,但侦查程序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完善侦查程序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坚持人本主义和权利救济原则、遵循司法的规律和特征,合理控制侦查权,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