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律师制约问题

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明载于宪法。1985年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又明确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同公、检、法机关的关系也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近10年来,司法行政部门同公、检、法的互相配合是好的、受欢迎的,但制约却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其实,司法行政部门早就有制约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被撤销前,司法行政机关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制约外,还担负着审判政策指导与审判制度建设指导的职能。司法行政机关重建后,职能已与过去有所不同。因此,尽管监狱和劳教所在发现法院判决和劳教决定确有错误时可进行一定的制约外,主要和大量的仍然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制约。至于如何制约,法律一直未作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实践表明,要真正实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制约,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作用,必须转变观念,对律师工作有正确的认识。 首先,应正视和提高律师的诉讼地位,克服对律师的偏见。一是要克服来自社会的偏见。这可以通过立法和宣传,使社会公众达成共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专业工作者,与资本主义国家律师有着本质区别。二是要克服来自公、检、法机关的偏见。这     

论律师伪证罪的立案启动与规制完善

律师伪证罪立案启动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宪政精神是立案启动制度的最根本性因素,刑事政策是立案启动制度的基准性因素,启动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是立案启动制度中最活跃的因素。我国律师伪证罪立案启动制度的特征有二:一是本土色彩浓重,二是立案渠道单一。本罪立案启动机制的缺陷有三:强制措施方面存在问题;立法上的抽象导致立案启动的随意性;本罪的立案启动容易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认罪——律师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律师妨害作证(或伪造证据)——立案启动的生成模式。目前我国的立案启动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从以下方面来完善:完善管辖制度与回避制度,引入司法审查制度,要确立法院对公安机关行为的指挥与监督,相关沉默权制度的建立,以及创设辩护人非暴力犯罪的强制措施豁免制度。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律师法》修改的三大关键问题

当前我国《律师法》的修改已迫在眉睫。现今律师行业存在诸多严重问题,执业环境令人堪忧、法律援助难于满足社会需求、行业管理过于疏松,可称为三大关键问题。上述问题呼唤应立即通过修改《律师法》来垄断法律服务市场,完善当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律师协会的管理职能。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非诉争端解决途径,是我国专利行政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因其效力有限,行政调解协议的缺乏强制执行力,出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能不断弱化的问题。为了挖掘专利行政调解的制度潜能,提升专利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整体合力,提出了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并对其进行研究和优化以实现政府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司法行政权配置探微

司法行政职能配置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司法与行政的关系,而且与司法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效率息息相关。为革除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的"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配置司法行政权。横向上,应该把司法机关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司法行政事务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让司法机关轻装上阵,专心司法。纵向上,先将其统一到中央和省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较为现实。     

浅论刑事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制度的完善

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依法行使对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难以落实,律师会见在会见次数、时间、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完善律师会见制度,必须首先树立权利本位思想,尊重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其次进行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在律师会见的批准、侦查机关现场监督、会见时间和次数限制、羁押机构与侦查机关的隶属关系等方面进行改革.通过律师会见制度的完善,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我国司法文明,与国际接轨.     

公务员惩戒权设定:五国经验及其解释

不同国家公务员惩戒权的设定模式有所不同.本文对比研究了五个国家公务员惩戒权的设定,结论认为,公务员惩戒权的设定有完全模式和有限模式之别,也有独享模式和分享模式的区分.另外,研究还发现,公务员惩戒权是否接受行政复审或司法审查问题也是与该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路径探幽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从司法权中分离伊始,便是带着维护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使命。遵循权力运行规律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权力配置,才能为司法行政权的践行之路提供保障。目前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分别归属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政府综合部门,导致了行政管理权对审判权的干涉。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符合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理论和权力运行规律,借鉴国外的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结合现实国情,我国的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可进行二元化构架:大部分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外部管理执行机关予以管理;少部分需便捷、专业的管理形式的行政事务由法院内部自治管理。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我国行政合同司法审查的实践梳理及完善路径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柔性执法方式在行政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相伴相生的行政合同争议也大量涌现。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为行政合同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正确界定并识别行政合同是司法审查立案、审理、裁判各个环节中准确适用法律的关键。在《行政诉讼法》"解决行政争议"灵魂法则的统领下,应建立行政合同公法审查模式,以原告诉求为出发点,以行政优益权的行使为重点,以"原告诉讼请求+行政权力因素(行政优益权行使)"作为法律适用的选择节点进行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     

刍议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使它无法准确、恰当地发挥监督和保护的职能。     

论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模式的制度完善

2007年颁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确立了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复核+申诉"的行政主导模式,但并未规定行政救济机关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排除司法救济介入的可能,这就为从制度上完善我国公务员处分救济模式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应设置独立委员会性质的行政救济组织,并辅之以有限的司法救济.     

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探讨

法官惩戒制度是防治司法不公、遏制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司法腐败屡禁不绝、司法不公时有发生的现状不禁会让人们质疑法官惩戒制度的现实功能。针对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中存在的独立惩戒机构缺失、惩戒事由不完善、惩戒程序不规范以及惩戒措施过于行政化等弊端,应当在尊重法官职业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完善,实现法官惩戒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行政失信惩戒制度研究

行政失信惩戒制度是行政失信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对行政失信惩戒制度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失信惩戒制度的法律疏漏主要有:缺少对行政失信进行惩戒的判定标准;缺少行政失信惩戒的责任制度;缺少行政失信惩戒的程序制度;缺少行政失信惩戒的救济制度.行政失信惩戒制度具有法治制度、宪政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制度属性.我国行政失信惩戒制度应当由惩戒的失信行为的类型、归责原则、惩戒的主体和惩戒的对象、追究责任的程序、责任的形式和对行政失信惩戒的救济等构成.     

司法职业共同体视角下的律师执业困境与对策

一、司法职业共同体与律师职业 司法职业共同体是司法制度中人的因素,是司法制度中最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组成部分.现代西方司法职业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治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司法职业共同体影响最大且最具典型性.美国的司法职业共同体通常由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学教师共同组成,这几种人都可以称为"律师"(Lawyer),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律师协会(Bar)的成员.美国的司法职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各个司法职业之间的人员以律师为中心变动频繁."美国的法官一般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他们在担任法官期间仍可保留律师资格,只是不能从事律师业务而已.美国的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差别.实际上,美国的检察官就被称为律师(attorney).检察官与律师(我们中国人所熟悉之含义上的律师)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受雇于政府,后者受雇于私人或自己开业;前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公诉,后者在刑事案件中负责辩护.此外,美国的法学教师一般都是当地的律师."①司法职业共同体是实现司法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对我国司法职业共同体建设寄托了很大希望,他们希望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自治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侦查监督是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进行的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担负的法律监督职能.早在我国人民检察制度创建初期,检察机关就被赋予侦查监督职能.     

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服务机制的建构

作为行政机关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争议解决服务行为,行政调解体现了现代服务行政的理念,有助于实现政府的服务职能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存在着性质认识上的误区、运作模式上的偏差、调解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备及调解效力不明确等不足,致使行政调解的功能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构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服务机制,须明确行政调解定位和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从制度设计的细节着手,扩大可调解的纠纷范围,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细化程序运行规则;以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为参照,形成针对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规则.     

城乡统筹中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湖北罗田“法务前沿工程”的经验与反思

农村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弱化问题日益凸显,给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应改变原有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促进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向以主动介入、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为特色的新型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转变。当前,可以村(居)自治组织为依托,通过搭建村(居)一级工作平台,吸纳、整合多方力量,促使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将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法律维权等多项职能延伸到最基层的村、组和社区,形成多方参与、共同作用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体系。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延伸范围以及村(居)法务组织的职能内容、自治性质、资金支持等问题,从而保障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的合法性,促进村(居)法务组织在承接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职能的轨道上实现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延续性。     

司法机关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阐释及匡正路径

对两高工作报告等的分析表明,司法机关通过个案生态修复、司法或检察建议、配合党政机关的治理行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这契合了环保行政机关治理能力不足的制度需求;并产出了高性价比的司法效益.经此,司法权在环境治理领域得以扩张,司法机关在体制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得以提升,环境司法及治理功能的正当性得到证明.但弊病在于,司法权行使方向偏离导致功能异化;着力点错位导致环境行政权虚化和效能低下.据此匡正路径在于:模式上基于功能主义对方向进行纠偏,司法机关从参与治理转向保障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路径上基于边际均衡各有侧重,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法院致力于修复性和预防性判决,行政处罚应扩张修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