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论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

丁玲是个极有个性的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贯穿她的全部创作.从"‘莎菲型’女性与中国女性文学"、"<‘三八节’有感>与丁玲的女性文学"、"丁玲与新时期女性文学"等三个方面来看,20世纪新女性形象无不受到丁玲创作的影响,这一重大影响关系足以确定丁玲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奠基人的地位.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女性个体生命的探究与表达--关于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个性化写作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丁玲的写作显然呈现出有别于30年代的个性气质,这是她对自己在20年代的写作个性的一次回归.在丁玲个人的写作历史上,这次回归再次印证着她真正的文学禀赋对女性个体生存困境的揭示,以及敏感而细腻的传达能力.但由于当时的文艺气氛和丁玲的特殊遭遇,这种个性化写作很快中断.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乡村与城市间的飞蛾——论丁玲中篇小说中女性的异化与孤独

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分量的女作家,她对女性的书写始终渗透着所处特殊时代环境下的自我意识,也始终在思考不同时代女性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阿毛姑娘》都是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五四浪潮的裂变中创作的。本文将结合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时代背景,探讨在封建乡村生活逐渐向城市商品化转变的社会环境下,丁玲小说中女性所面临的新的困境,从“商品化”城市的渲染环境、女性在社会中“无处可去”的尴尬局面以及最终拒绝异化,选择自我孤独三个方面分析女性在这种困境中所展现的在外与内在异化,以及呈现出来的两种孤独状态。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 194 8年冯雪峰“发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 5 0— 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 ,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 ,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 80— 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 ,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 ,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批判立场与潜在女性话语——论丁玲在解放区前期的小说创作

长期以来学界将丁玲在解放区前期创作的作品置于社会政治学层面来分析,但这一套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遮蔽丁玲恢复了曾因一度思想左倾而中断的女性自我意识,遮蔽了其作品中凸显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这一复杂现象.走向社会的丁玲已经意识到构成女性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心理因素造成的,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权体制的问题.此时,丁玲非常自觉地将她的思考移入一个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背景和更为内在的思想文化层面之上.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女性孤独意识的表达及主体性的书写 ----- 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书写女性主体陷入孤独与困境的名篇，其女性孤独意蕴主要体现为女性主体的孤独书写、女性主体的孤独抗争。这一文本可以看作是20世纪20年代丁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漂过岁月溪流的不谢玫瑰——论丁玲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

丁玲的创作风格几次发生显著变化,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女性意识发展轨迹:初登文坛、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创作、延安解放区时期至新时期复出。丁玲创作历程的女性意识从鲜明到暗哑的发展轨迹都折射出女性在确立自我历史发展进程中跋涉的艰难,直至最终消隐的悲哀。     

20世纪陕西女性文学论

陕西的女性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以来,陕西女性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延安时期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是陕西女性文学的辉煌。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陕西的女性作家曾出不穷,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突出的创作成就,这其中,更有60、7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女作家创作势头强劲,展现出不凡的艺术功力。但是,陕西女性文学的声音还比较微弱,陕西女性作家无论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还是所形成的文学影响力与陕西男性作家还存在较大差距。陕西女性文学要获得更大成就,就要强化女性意识,更新创作观念,在题材上扬长避短,在艺术上不断创新。     

丁玲厦门时期的文学创作观念

20世纪80年代,丁玲两度来到厦门,其间著述颇多,并多次发表讲话和接受访谈.这些记录表现丁玲重返文坛后的许多重要文学创作观念.她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同时也反思自身文学创作的意义.丁玲在厦门时期认真梳理、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念: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创作富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提倡大众文艺,扶持青年创作等.     

孙舞阳：一种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女性姿态--兼论茅盾对革命知识女性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研究茅盾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高峰。其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继续讨论人物形象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站在性别的视角笼统地认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大多犯了"男性臆想"的毛病,尤其是《蚀》中那些引人关注的身体描写更是如此,且不说这种论调中肯与否,至少这种不加区别的评价会抹煞那些真正为女性代言的男性写作。笔者认为要解读茅盾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至少应该理清三个问题:一是作者塑造以孙舞阳为代表的革命女性的原因,二是作者怎样看待革命女性的身体,三是她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