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绮靡

“绮靡”是中古重要的诗学概念 ,是对五言诗审美特征的体认。它既指诗的形式美感 ,也指诗的质性之美 ,二者的分与合关涉到中古诗学、诗风的演变。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到南朝的"宫体诗"

古今之人大多因“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论点而诟病陆机 ,指责其导致了南朝轻靡艳丽之文风的盛行。本文通过追溯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 ,到南朝“宫体诗”的产生这一历程 ,直面陆机《文赋》消极的一面。同时 ,努力还历史以真实 ,发掘陆机这一论点于中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曹魏西晋诗歌的审美自觉——从"丽"到"绮靡"

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摆脱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是曹魏、西晋诗歌审美自觉的两个里程碑。曹丕所论"丽"是指诗歌的文辞华丽之形式美,反映了审美自觉开端阶段的认识,但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陆机所论"绮靡"也指诗歌形式美,包括辞采华丽和音韵和谐两个方面,并且还初步涉及了形式美的原因,反映了审美自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丽"到"绮靡"的审美认识预言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发展趋向,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

研究《典论·论文》的文章较多,但多集中于“齐气”等问题的讨论．探讨《典论·论文》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为把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之一．本文在指出徐干《中论》在名理学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揭著《中论》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认为《中论》论证名从于实的系统性,启发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了对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同时,《典论·论文》针对《中论》轻视文学的态度,高扬文学自觉的旗帜,超越了《中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缘情”论与“绮靡”论之争

学界此前关于"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多措意于"言志"与"缘情"的对比,有关"缘情"与"绮靡"关系的讨论,亦普遍倾向于指出其关联性。事实上,"缘情"与"绮靡"所指涉的两种文学思想分属"质""文"两端,在传统"诗言志"话语的权威逐渐消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虽相对"言志"话语而言确有其价值导向上的相通性,但同时亦呈现出相当紧张的张力与竞争关系。作为不同层面的价值诉求,"缘情"论与"绮靡"论两类话语在诸多时人论述中都留下了冲突与竞争的痕迹,二者的交织与纠葛,充分展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思想生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缘情绮靡”与陆机诗风

本文认为陆机诗是以“缘情”为内容,“绮靡”为形式,“质理”为骨干．采取诗论与诗作相联系,时代与历史相联系的研究方法,揭示陆诗的真实风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红高梁》到《英雄》——论张艺谋文化电影的俗雅之变

从《红高粱》到《英雄》,张艺谋的文化电影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展现,明显地表现出从俗文化到雅文化,从传递负面信息到正面信息,从批判到赞赏的转变。而造成这些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为生存而求变;二是张艺谋本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

《道德经》的翻译从16世纪开始,已经历了三次高潮。从理雅各服务基督教传播、融合中西思想、归化特征明显的翻译,到韦利传播中国文化以医治西方的弊端、为忠实内容而不惜牺牲文字优美的翻译,再到林语堂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努力再现源语内容和语言美的翻译,《道德经》的英译策略经历了从归化法为主到力图同时传达原作思想内涵和语言风格的异化法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从认知到认可再到欢迎的过程。     

《蜀道难》系列诗歌的承继与发展

《蜀道难》是李白的不朽杰作,甫一问世,就惊世骇俗,广为传颂,“蜀道”也从此成为历代墨客笔下道路难行、仕途险仄的 代名词。从齐梁到明清,前后“蜀道难”系列诗歌体现了蜀道山水诗表现手法上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构思从景情分咏到情 景有机融合;无论是五言、七言、杂言,以李白《蜀道难》为界经历了从自然山水与历史典故结合到极写山水化用典故与神话传 说的转变;诗人感情抒发从热烈而隐晦到直白而冷峻;情感内涵从感慨个人寄寓向着更具有社会性、现实性的忧生之嗟的慨叹 转变。     

杜诗“原宪”典故探微

杜诗好用典,而其中"原宪"典故频率较高。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杜甫用此典前期多咏其贫穷,渴求提掖;后期则多咏其超脱,适性自乐。杜诗此典显得笨拙,在于套用过多。原宪典来源依据出自《庄子》而非《论语》,这与唐代推崇道教有关。诗人在唐代道教文化浓厚的环境中,从交友到生活、创作难免受其影响,故而道教文化对其诗作有不少影响。然而诗人对于儒、道思想并没有深入研究。     

《论语》的现实观照——关于“国学”热的一些体会

本文从国际到国内,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文化意识形态全面探讨了儒学文化的研究从冷变热的六大因素,同时以《论语》的现实关照为主题,探讨了《论语》的中轴原理在于孔子主张的为政之道是名、言、行的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以中庸为行为规范的哲学思想和以个人修身为核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这三位一体的中轴原理在于构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也正是以《论语》的现实关照为核心的"国学"研究热的现实意义所在。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徐正英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被视为这一“自觉”的最早标志。学术界称，该文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区分了文体，指出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首言“文以气为主”。（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     

谢灵运诗文化用《易》典方式研究

大量使用《易》典是谢灵运诗文的一大特点,但谢灵运诗文中的《易》典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本文从用字、语典和卦象三个层面入手,分类讨论了谢灵运诗文中《易》典的使用状况。并通过分析谢灵运对《易》典的选择倾向,剖析了其贵族化的创作心态。又结合《易》学研究成果,讨论谢灵运诗文的诗学特点,尤其是用典艺术,指出了谢灵运的创作具有通过典籍感知现实的诗学特点,其中贯彻了《周易》"立象以存意"的创作理念。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西部趣味"与文化姿态--解读中国西部电影

以《人生》、《黄土地》、《老井》、《美丽的大脚》等为代表的中国西部电影,立足于本土生活,以本土观众为诉求对象,注意发掘本土性的文化层面,拓展历史性的文化视野,对西部的地域文化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尤其是中国西部电影精湛的艺术表现与对西部人生体验的真诚表述,体现了独特的"西部趣味"。中国西部电影导演从述说转向反思、从本土走向世界、从精英主义转变到世俗主义的文化立场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姿态。     

宫体诗与唐太宗

宫体诗是中国古代诗坛上一种反映荒淫的宫廷生活,以描写女色为主,充满色情成份,浮艳绮靡的诗歌流派。它起源于梁简帝。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指出:“梁简帝提倡写色情诗。他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简文帝纪》)宫体的名称就由此而来。”简文帝萧纲不但自己带     

百国“春秋”对西周叙事散文叙事功能、体式的拓展

《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