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正>(接上期)三、礼制考论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论陶渊明的礼文学创作

陶渊明有些文学作品与古代礼制礼义有关,可以称为礼文学。对陶渊明的礼文学作了全面研究,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在礼文学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上古改火礼中天时观考论

改火礼是始于上古,废于隋代的一项原始礼仪.其本义是在四季点燃新火,以庆祝新生,驱散病疫.然而象征着生命的火种在春、秋两季均受限制,成为季节性的禁忌,唯独夏季可以破例免受禁忌约束.改火礼禁与不禁的特征说明中国上古时代存在两大行事准则:一为顺天行事,二为顺时而动.天象和时气因其在远古时期具有指导人事的重大作用,因此成为古人的崇拜和研究对象.而这两大原则对起初礼仪的构建也有着重要意义.     

荀子礼学思想探源

荀子思想尤以礼学见长。尽管其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批判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又多有融合,从人文和历史的高度挖掘礼仪制度的深层蕴涵,从社会、政治、人生、道德等纬度全面开拓礼仪制度的广泛外延,从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儒家礼学思想体系,奠定了上古殷周文化模式向中古封建文化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     

论柳宗元的礼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把柳宗元诗文中有代表意义的礼文学作品与具体的传统礼制礼义结合起来赏析,为认识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上)

作为思想观念,“礼” 和“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就听“礼”与“法” 的观念的论述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春秋战国时代听“法” 的精神内涵和“礼”与“法” 关系的历史变迁,追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略论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是礼乐制度崩坏的时期,也是礼学思潮兴起的时期。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表现在礼的地位的提升,礼的根源的追溯,礼的价值的反思,礼的涵义的辨析,礼治内容的重新诠释。     

从季氏八佾舞于庭谈礼的政治性

周礼是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贵贱有别、尊卑相序的等级严明的礼仪体系。它强调等级,从根本上维护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而季氏八佾舞于庭之类越礼之事的频频发生,表明礼的等级制度已受到破坏,它所维护的政治秩序被打乱,礼崩乐坏预示着政治的变革。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有见于社会政治及社会思潮的混乱,宋初的某些士大夫重视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张载就是其中一位。他找到稳定社会的工具是礼教。张载不仅"躬行礼教",而且发展了"礼"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学思想。将主要从礼的学理、践行及意义方面,来论述张载的礼学思想。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论恭敬与谦让的礼学意蕴

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荀子礼学思想结构整体性探析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为政以礼的思想,把礼看做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以人性为出发,从人文和历史的高度揭示礼的起源和深层意蕴;从社会、政治、人生和道德等多方面展示了礼的内涵和价值。礼仪制度的落实、礼的价值的实现需要和强制性的法与感情性的乐共同作用才能实现。乐、礼、法三者是由内而外、由弱到强的统一的整体,从而礼的教化和学习也就成为全社会的责任。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孔子、郭店儒简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孟子受礼学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的影响,同时因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使礼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