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正>(接上期)三、礼制考论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入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不过,道教对国家及国家礼制也有危害,主要表现是扰民惑众、违礼犯分和劳民伤财。     

以礼为正 ——《左传》中断语"礼也""非礼也"研究

"礼"为春秋时代评判个人、国家等行为主体的通行标准,在《左传》中即体现为"礼也"非礼也"断语的大量使用.《左传》以"礼"进行评判时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评判范围以人事中的政事为主而鬼神之事较少,吴、楚等国已纳入与中原诸国相同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礼也"非礼也"中所包含的"礼义"与"礼仪"之分,体现了春秋时代对于"礼"内在正当性、合理性的自觉探索,散发着强烈的政治实践理性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试论孔子对华夏礼乐文明的贡献

通过对《论语》、《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的研究,描述孔子礼学思想的基本面貌。重点在于阐明孔子为中国传统礼制、礼义、礼学思想所贡献的主要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精神。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仁礼同构”：“5W”模式下儒家传播思想的问题意识

以五W模式来分析儒家的传播思想,可以这样认为,传者是礼制中的上位者和符合礼仪规范的德行君子;传播内容必须合"礼"与述"古",主要是传统的诗书礼义;传播渠道是亲身传播高于语言传播,追求无言之传;受众则是礼制的下位者和仁义被遮蔽者;传播要追求延时效果,强调要经过长期传播,反复教化,使民众遵守礼仪秩序。这种传播思想与现代意识有相通的一面,但也有矛盾的一面,当今亟需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型。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阂，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论清中期以来《礼经》凡例研究的学理路径

清中期以来,《礼经》研究主要从礼仪、礼器、礼义三个层面历时展开,《礼经》凡例研究在礼仪、礼器、礼义研究的逐次推进中不断走向新的境界。淩廷堪《礼经释例》的撰作成功,有深刻的学理发展逻辑,其以归纳方法为核心的科学精神,超越礼仪研究的领域,对后世礼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清末陈澧思考乾嘉学术的历史渊源,总结前人研究《仪礼》有关分节、释例、绘图的成就,提示礼意研究新的领域。黄侃《礼学略说》接受陈澧的学术思想,建立礼文、礼具、礼意指向礼仪、礼器、礼义的礼学研究学术体系,建构“辨字读、析章句,审名义,求条例,括纲要”指向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逻辑学、哲学的礼学研究方法体系,基本实现传统礼学的现代转型,《礼经》凡例研究成为传统礼学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之一。现代《礼经》研究著作中,礼仪研究如钱玄《仪礼向位解》《三礼通论·礼仪编》等,接续《礼经释例》继有创获;礼器研究如吴承仕《三礼名物》、钱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名物编》,既具有“求条例”的凡例归纳特征,又具备现代历史学研究的特点;礼义研究在当代取得新的进展,郭超颖《仪礼郑注礼义发微》既具有凡例归纳的方法特征,又具备哲学思辨色彩。《礼经》凡例研究在历...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享先代帝王礼与北宋帝王观——以太祖时期祭祀对象的调整为中心

享先代帝王礼为中国古代吉礼之一，其享祭对象之选择，彰显礼制建构者对帝王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宋太祖时期此享礼经历调整，至开宝四年定型。礼仪根据帝王的身份和功德，对祭祀对象进行选择和分级。这反映了宋朝的立国背景，同时体现了统治者对“大一统”“开国创业”“长久统治”帝王功德的推崇。     

论陶渊明的礼文学创作

陶渊明有些文学作品与古代礼制礼义有关,可以称为礼文学。对陶渊明的礼文学作了全面研究,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在礼文学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论柳宗元的礼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把柳宗元诗文中有代表意义的礼文学作品与具体的传统礼制礼义结合起来赏析,为认识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东汉《论语》训释的礼学意蕴发微

东汉儒者抱持通经致用之旨,在《论语》训释中着重还原礼学的历史传承,推阐礼学的现实功用,透过辨析礼容、考述礼制、发挥礼义等方式展现儒家礼学的丰富意蕴。包咸训释《论语》承继西汉儒者依文衍义的特点,着重阐扬礼学的教化功能。马融对《论语》的诠释则参酌《仪礼》《周礼》,通过经典间的互证以考订礼制,显示出训诂之学对章句之学的逐步取...     

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礼起源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文化。儒家以宏扬礼学为己任,六经之义都贯彻了礼的精神。礼的重要的功能是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和政治伦理关系,但同时也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周礼》、《礼记》以及上古礼制的记载中,敬天、事天的礼俗蕴含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论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多重角色及情感抒写

唐代的元日早朝是依照唐《贞观礼》和《开元礼》的礼制要求举行的，在礼制规定的礼仪中，汉、魏传统的“尊君抑臣”观念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但在唐代诗人的元日早朝诗中，因作者的角色不同，这种观念却有所淡化，有些作品几乎没有这种情感。唐太宗贞观时期和唐肃宗乾元年间的两次元日早朝唱和，体现了唐代不同时期君王和士大夫对盛世的赞美和期待。但中唐以后的元日早朝诗，却因为作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中的内容和情感也显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尤其是以“观早朝”为题的诗中，再现了诗人在元日早朝中的底层身份感及政治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