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

东方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为获奖而拍摄“”为翻译而写作”的他者化创作倾向,其肇因是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而东方有些艺术家也在迎合这种误读。这种他者化创作会导致许多问题,东方文艺创作者应该负责任地创作。     

意象与戏剧——中西方诗的一个比较

美国诗人庞德写过一首有名的小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这首诗很明显地与东方诗在神韵上呈现出一致。庞德也自称这首诗是“日本和歌式的”。庞德研究过中国诗,并翻译了一些中国旧体诗。他的这种“学养”与他的某种身份——意象派诗歌擎旗人一一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庞德显然从东方诗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意象理论也可以部分地视作是他对东方诗主要是中国诗的一个看法。由于庞德不谙中文,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这个缺陷倒恰好使他更直捷地看准了中国诗的意象性。 由庞德这个例子,使我有自信陈述一个基于缺陷产生的对西方诗的看法,即西方诗的戏剧性。     

敬祖与敬主——儒教与基督教一种文化功能的比较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以敬祖为特征的“民族宗教”,它与敬主为特征的“世界宗教”基督教,有许多宗教功能方面的差异。 “敬祖”是人类在幼年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是所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经过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血缘氏族社会的粘合剂。但是,由于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祖”的地位可谓“天上人间”。在西方,萌芽状态的“祖”最终被“主”取代,在东方,萌芽状态的“主”则最终让位于“祖”。东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便是“敬祖”导向了“祖先崇拜”,而“敬主”则导向了“上帝崇拜”。我们不妨把东方宗教(儒教)称为“祖的宗教”,而把西方宗教(基督教)称为“主的宗教”。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论列宁的东方理论

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的文献看,他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从他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献看,东方理论已经成熟。东方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重要观点。东方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实现了由“西方重心论”向“东方重心论”的转移,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南。     

精英主义话语的出现及其对"西方"的想象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通过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分析 ,揭示了殖民霸权 (政治 )与知识生产 (文化 )之间的相互巩固的关系。它再次证明福科的一种观点 :某种貌似客观、自明的知识 ,实则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民族认同策略”是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全球化的标志 ,它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性质 ,它既有西方利用“他者”来确证自身 ,将东西方民族差异绝对化 ,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文化渗透提供合理性论证的一面 ;同时又成为东方反抗西方政治、文化霸权的理论武器 ,刺激、唤醒了东方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 ,推动了东方民族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化之…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储小平同志商榷

把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理论同他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是一个艰深而有魅力的课题。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一文,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马克思晚年除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外,“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卡夫丁峡谷’确实是可以跳越的。”对此,储小平同志的《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     

"中国有无哲学"之我见

1 .“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提出是 2 0世纪以来的事情。在“哲学”这一舶来词传入中国之前 ,我们有自己的经学、子学、儒学、道学、心学、佛家的义学 ,却惟独没有西方所谓的“哲学”。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和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宗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文学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样都是外来词。“哲学”一词本是日本学者西周在 1 837年译西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而使用的 ,然而他的本意是要表达“哲学即欧洲儒学”的意思 ,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后来该词传入中国后却背离了西周的初衷 ,中国学者使用“哲学”一词恰恰是…     

走出特定文化模塑的藩篱——由当今国人文化模塑趋向引起的思考

一、文化模塑的内涵(一)文化模塑的定义文化模塑在文化人类学中又称“濡化”(En culturation)。温内克(C.Winick)在其《人类学辞典》中把“濡化”定义为“一个人适应他的文化及学习履行他的地位与职分的功能的过程。”〔1〕人的文化模塑,是一个文化塑造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创造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东方美学的生命意识

东方各民族美学最大的一致性是对生命永恒的赞美与热爱、以生命为美的意识、对永恒的崇拜。东方美学之所以有如此特点 ,主要是因为它以注重生命的东方宗教为土壤 ,东方宗教为艺术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灵魂观念与生命意识是东方所有宗教的原始观念 ,是东方美学的思想基础。东方民族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和生命转化。他们相信轮回“业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时候一到 ,一定要报。埃及人相信人有五个灵魂 ,古埃及国王法老之所以要让人们把他的尸体制成木乃伊放在金字塔中 ,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灵魂还会回到他的…     

论司马迁的需要心理结构——司马迁人格心理初探

历代读《史记》者,莫不为司马迁伟大的人格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既有着同时代人那种顺应时势,建功立业以肯定自我的强烈济世精神和成就动机;又具有批判现实,改造传统以维护个性价值的叛逆精神和创造欲望,他充满激情,满怀对中华民族渊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热爱向往之心,叙写了古老的东方太阳喷薄而出的艰难历程,呕歌了文明之光哺育万物、造化生机的东方奇观;他又是一个清醒地理性主义者,他渴望实现自我的“世俗”利益,改变史官极端严劣的政治经济(生存)处境,但他能以理性的价值原则调节控制自己那“如水之走下”的强烈情绪,把它转化升华成一种包含着无穷的创造潜能的精神追求,谱写出强勇者在逆境中搏击进取的人生交响乐。“利”和“义”的和谐统一,情与理的交织互渗,烘托出司马迁的卓尔不群的人格境界。透视司马迁人格结构的内在特质,探求其人格的文化阶级成因,对于进一步研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具体心态,深入发掘其历史哲学的宏观特征,无疑地,这是一个必需的中介环节。本文仅就司马迁的需要心理结构作一初步探讨,谬误之处,请专家同仁指正。     

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分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和他的学说,被中国历代王朝崇奉为圣人,被世界各国推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是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庸,作为伦理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他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可见,达到中庸的办法是“允执其中”,防止走向两个极端,而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标准。他还     

自救与自然：论林语堂小说中的人性观

林语堂是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 ,同时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因此他小说创作中的人性观具有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他抛弃了传统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 ,肯定了人作为独立精神个体的价值。他相信人能够通过自救而获得精神的完善 ,完美的人性是合乎自然的。他确立了信仰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林语堂的人性观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的承继 ,也是对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顺应。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亚细亚人文主义”特性

“亚细亚人文主义”是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相对而言的一个范畴,可以恰当地说明古代亚细亚洲乃至整个东方社会与欧美西方社会形态在上层建筑(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的形与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理论依据是:古代东方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古代的或希腊罗马式道路在经济基础方面属于两条平行发     

迷恋与焦虑--西方的"东方情结"试解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的“东方情结”一直主导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西方何以迷恋东方 ?而东方在西方世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的“东方情结”是迷恋与批判意识的混合 ,无论是出于对东方的浪漫化或是对东方的好奇 ,西方表现出的“东方情结”都是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内在需要 ,也是西方文化“焦虑”的表现。“东方情结”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这一复杂情感的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知识界“东方转向”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