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在历史系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点表現

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给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指出明确的工作方向,我們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厚今薄古”同“厚古薄今”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两条道路問題,因此,我们在研究“厚今薄古”方針同时,必须用这一方针检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关于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一3月10日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是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我以为这一提法,是很正确、很及时的。所谓厚今薄古,主要的精神是:一切科学研究,要适应当前建设的需要,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陈伯达同志对于一部分“逃避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严厉的批判。因为这般人一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彻底清除“厚古薄今”的思想影响

陈伯达同志提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針后,在高等学校的人文科系展开了激烈争辯。这是在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大是大非之争,是一条紅线和一条黑线的斗爭,是兴无灭资的路线和兴资灭无的路线的决战。我們要通过这次大战,树起政治紅旗,使马克思主义稳固地占領一切的学术領域。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座谈“厚今薄古”方针

上海哲学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新的学术思想革命,已经随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的争辩揭开了序幕。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为了响应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号召,进一步讨论这个方针,特于四月二十日举行了全体会员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该会全体会员以外,还有上海市各高等院校、有关机关、学术团体、中等学校等单位史学工作者等数十余人。座谈会首先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三个单位的历史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分别汇报了本单位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大辩论的情况。目前的辩论已经开始     

我对于厚今薄古的一点体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我从人民日报读了这个讲话的简短纪录之后,有了很大的启发,也受了很好的教育。我想在这里略谈我个人对于厚今薄古这个问题的一点体会。陈伯达同志指出:“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他又指出:“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     

新中国史学领域的"厚今薄古"大讨论述析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厚今薄古"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厚今薄古"被给以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过分突出了历史学的致用性,造成了史学的政治化,助长了新中国史学领域教条主义的盛行。"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新中国的史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直接左右了其在以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走向。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指出了我们学术思想革命的战斗方向——上海社联召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座谈会纪要

自从陈伯达同志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发表后,引起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一个多月以来,上海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有关学术团体,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参加这个辩论的,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外,还有广大学生、机关干部以及中学教师。辩论之热烈是很少有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术界的这场争辩,正确理解这个方针,特于四月十三日假科学会堂举行了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哲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学术界学者四十余人。座谈会由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主持。他说,“厚今薄古,边干     

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史学界的革命

解放以来,史学界在党的領导下,在马列主义学习和历史科学的研究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学界还存在着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傾向。为了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服务,必須根据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进行一次革命,彻底肃清“厚古薄今”的傾向,坚决貫彻厚今薄古的方針,这里我們想結合山大历史系的情况,談談我們的看法,不妥当之处,希望指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

一经过了一年多来的整风运动,我更深深地体会到: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主席的著作,是研究五四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一把钥匙。在各个革命时期,毛主席都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了中国革命最正确的道路。所以,研究现代经济史,首先,必须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整风运动以前,我虽然也认识现代经济史的重要性,但是对这方面,还没有投入主要的力量。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安排在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以前的阶段。在思想上,我还以为这样已经是厚近代了。可是等到学习了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才认识到我所厚的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开端,它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研究五四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理解与把握住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枢纽,因而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史学界为了贯彻历史研究中厚今薄古的方针,从1957年开始就比较广泛地开展了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到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时,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有关五四运动史的论著,并且对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问題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本文试就这些不同意见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理论工作要赶上去——迎接1959年

《学术月刊》已經創刊两周年。这两年,是不平凡的两年:經历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經历了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两年来,上海学术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爭,这就是:1957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从政治上掀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在学术战綫上爭夺领导权,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右派分子的这个进攻,受到我們坚决的回击,把他們的阴謀粉碎了。1958年,我們又展开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針的大辯論,批判了学术界厚古薄今的严重偏向,提倡学习毛澤东同志著作,探討两类社会矛盾学說,提倡深入实际調查研究,反对理論脫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并在     

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

关于商族的起源和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这是史学界一直非常关注的两个问题,也是商史研究上的两个重大课题,而这两个课题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商族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史学界诸家向有争议,有北方说,山东说,关中说等等;对于商族早期活动的地区,史学界同样也存在着不少歧说。在此,本文重点拟就后一课题做如下探讨。     

我对“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看法

现在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说应该克服偏重研究古代的偏向。为什么今天一般偏重于古代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批判,还未清除的结果。科学工作者不关心当前的社会实际,忽视现实社会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和一日千里的大发展,当然谈不上研究工作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厚今薄古就是要我们多研究现代的东西,我的体会,也就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是现代的、当前的社会实际,     

“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一些“现代史”著作有所论及外,几年前出版过这个专题的资料选集,并陆续有关于这一专题的论文发表。这说明史学界对这一课题是重视的。但在有关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分析和评价中,似存在着不够全面和精当之处,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供史学界研究。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拓展史学研究领域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在全国四化建设蓬勃发展并进行全面改革之际,发生着深刻变革的社会现实,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对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不可避免地进行着冲击和影响,要求传统史学突破陈旧狭窄的研究范围,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改进孤立、封闭的研究方法,增强活力,以适虚社会前进的步伐,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中,开创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围绕这一课题,近来国内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现结合新疆史学研究情况,略陈浅见,不妥之处,请史学界的同志和读者给予指正。     

走向实际的良好开端

上海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各系,在双反运动中,特别是在进行“厚今薄古”的大辩论中,揭发出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暴露了大量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其中教条主义尤为突出。为了彻底克服这些错误观点和作风,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进行教学改革,各院校曾先后发动师生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劳动锻炼和调查研究。如复旦大学哲学系全体师生到浙江金山县参加劳动锻炼;上海财经学院组织了150多人,去各财经业务部门调查研究;华东政法学院派人到各省法院和各政法学校了解情况,学习先进经验;华东师大派教师去中小学教书等。这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厚今薄古方针的积极表现,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