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康熙帝八岁登基,六年后亲政。在康熙帝最初执政的时期,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其中关键之处是他与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问题。《清实录》中记载的康熙帝每隔几天就要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在表面看来,似乎是祖孙情深,关系融洽。而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政见分歧。康熙帝为了实现其政治革新,一定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不得不哄好颇为守旧的孝庄太皇太后,从而消弱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实施"汉化"和"儒化"的政治改革。康熙帝的政治博弈策略是巧妙而坚定的,终于引导和迫使孝庄太皇太后默认其变革举措和放弃对朝政的干预,其中否定顺治帝的所谓"遗诏"、擒拿鳌拜及发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是这场政治博弈的几大焦点。     

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

这里所说的燕朝关系,是指战国时期位于我国北方以现今北京为中心的燕国与同一时期位于朝鲜西北地方以现今平壤为中心、的古朝鲜之间的迄今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一些关系。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这时的燕朝关系,虽已表现在民间和官方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但本文所能涉及的,只是政府之间的政治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共赏与建构:康熙帝的御赐书法活动

康熙帝酷爱书法艺术,其书法活动与权力有一定关系,存在着"包装机制",康熙帝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赏赐书法"制造"的。康熙帝赏赐江南织造、步军统领、钦差大臣以及皇子、宗室等御书作品,将这些人视为亲信,臣下得到御书受宠若惊,通过共赏御制书法,交流感情,建立亲密关系。通过在教育机构、祠庙、名胜等文化场所,外交场合赏赐御书,表达对于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康熙皇帝也通过书法反映其崇儒重道,以接续中华文化的道统。     

康熙帝统一台湾斗争方略探析

康熙帝玄烨（1654—1722）在亲政的55年间，对内对外采取了诸多的进步举措，开创了清代“盛世”的新局面。其中，康熙帝派兵进取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成为彪炳青史的不朽业绩．统一台湾，包括准备、进取、善后三个发展阶段。在统一台湾的三个发展阶段上，康熙帝施展其文韬武略，提出并实施了相应的斗争方略，完成了清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的统一。1681年至1683年7月为进取台湾的准备阶段．此阶段，康熙帝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及时作出统一台湾的决策。此阶段康熙帝实施的斗争方略主要有三：一是实施“乘乱可取”之谋略。民族英雄郑成…     

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信奉阳明心学的宋应昌被明廷任命为经略,作为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前赴朝鲜。在朝鲜期间,除指挥明军作战外,宋应昌还曾与朝鲜官员李廷龟等人讲学长达数月,并通过公文与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论学。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除了学术目的外,还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图。通过向宣祖讲论"明德""亲民",宋应昌试图劝阻朝鲜方面处死投降日本的本国民众的做法,并促使朝鲜方面妥善安置这些降民。而将朝鲜世子光海君的讲官李廷龟等人召至幕下讲学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心学思想教育光海君,以期其将来能够带领朝鲜实现中兴。不过,由于宋应昌与朝鲜君臣在粮草供应、和战方针等问题上的激烈矛盾,加之朝鲜方面尊奉程朱的学术宗尚,使得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学说始终未被朝鲜方面接受。     

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

杨军先生《箕子与古朝鲜》一文,有三方面问题值得商榷。一、关于箕子“走之朝鲜”问题,箕子所以选择“走之朝鲜”,是因为半岛上有“古之辰国”,乃殷商海外属地,故“走之朝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二、辽左出土的铭文为“■侯亚■”的殷商铜器中的“■侯”不是箕子,把■侯当作箕子是一研究误区,箕子没有西迁辽西问题。三、箕子朝鲜不是■侯国,箕子朝鲜与燕国的关系仍有可商榷之处。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康熙朝清韩宗藩关系研究

清初朝鲜因受传统“华夷大防”思想的影响对清韩宗藩关系持敌视态度,直到康熙初年朝鲜的这一心态仍未发生变化。而以三藩之乱为代表的汉人反清运动又进一步激发了朝鲜的“北伐”情绪,清韩宗藩关系面临崩溃危机。康熙为了巩固、稳定清韩宗藩关系,作出了积极努力。他一方面果断地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另一方面又主动地为改善清韩友好宗藩关系作出了多方努力。正是在康熙为首的清方努力下,朝鲜才放弃了对清国的敌视态度,清韩宗藩关系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从而为康乾盛世下清韩特殊宗藩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中国对朝政策走向探析

本文将中国的对朝鲜政策走向置于2012年朝鲜新领导人上任后,朝鲜新形势对中国影响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中国目前对朝鲜政策背景、基本内容梳理,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探讨中国对朝鲜政策走向。新现实主义主导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国家利益关系,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对朝政策的国际合作。未来中国通过国家利益、国际合作机制使其在中朝关系中占有影响力的地位。     

朝鲜李朝时期:中朝两国诗歌文学之关联

在朝鲜的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诗歌文学交流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深层次、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朝鲜优秀诗人的诗作反馈到中国诗坛,其代表性诗人有许筠、金尚宪、洪太容、实学派“四家诗人“;二是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文坛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其典型代表是诗人王维、唐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清代拟古主义文学思潮。在中朝诗歌文学的影响关系中,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诗歌文学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康熙倡廉探析

康熙倡廉探析何孝荣吏治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和封建王朝统治的安危，是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历代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无不注重整饬吏治，倡廉惩贪，清朝康熙帝即为其中较突出者。本文试对康熙帝的提倡清廉作一探析。一清朝入关初，尽管战...     

近期朝鲜、韩国关系略述

综观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朝鲜、韩国的关系问题，更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变迁无疑牵动整个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影响着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等诸问题的实施和发展。一、朝鲜、韩国关系发展基本线索1996年朝韩关系的基本线索可归纳为“两个建议和一个事件”。1．朝鲜提出建立新的和平条约建议朝鲜在1996年社论中强调指出，朝、美首先应建立一种新的和平机制。美、韩和朝鲜在195o－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只签署了一项临时停战协定，所以严格说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建议同美国签署一项新的和平协…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清光绪年间中朝海事交涉研究(1882—1894)——以海难船只被抢为中心

在中朝传统邦交关系体制下,两国一直在海难救助方面保持着良好合作和互动关系,双方都有出资救助对方海难漂流船只之义务。1882年,中朝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章程变通了两国的传统邦交关系,并将海难救助形式与国际接轨,规定双方不再承担彼此海难漂流船的救助费用。此后,中国依然按照传统惯例救助朝鲜海难漂流船只。而朝鲜对中国海难漂流船只反应冷淡,甚至施之以抢劫。其背后原因乃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国渔民对朝鲜西海岸捕鱼业的冲击有关,也与朝鲜摆脱清朝控制的政策倾向及其社会秩序紊乱、自然灾害频发相关。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