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代田园诗及晚唐诗僧对田园诗原始形态的复归

中国古代的田园诗,是和中国文人的隐逸人格精神紧密相连的。晚唐以来,以皎然、贯休为代表的诗僧创作了一批描写田园生活,反映隐逸思想的诗作,这些田园诗的思想内容和境界有别于盛唐时代诗人们亦官亦隐的心态和观念,而是对陶渊明时代那种亲近自然、躬耕陇亩的状态的某种复归。这种复归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诗人与田园的距离,一是诗人受儒教与佛...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陈樵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陈樵乃元代江南隐逸诗人的代表,其《鹿皮子集》今仅存四卷,计诗281首,仔细寻绎,我们可窥其隐逸思想之一斑,即避乱终老之隐、山水田园之隐与游仙之隐。陈樵选择隐逸,有着时代、家庭、师承以及人生观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他身在山林,心念苍生,专意著述,以理学家、经学家自任、自许甚至自负。陈樵思想复杂,兼容并蓄,然观其一生,儒家思想是立身之本,释、道思想终究是"治心"之术。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从盛唐诗人到盛唐“边塞”诗人——从历代选诗的角度看岑参诗歌的接受

岑参的诗歌在他生前就广泛流传,唐以后历代重要唐诗选本大多选录了他的诗作,只是选录的眼光有差别,也就是说对岑诗的关注的方面不同.本文以时代发展为序,依次进行了分析探讨,根据历代的"读者"由关注岑诗到关注他的"边塞"诗,再到更多的关注他"边塞"诗的代表作,从而梳理出读者对岑参这个诗人身份定位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和线索:即由一位盛唐诗人到一位盛唐"边塞"诗人的认识过程.     

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在盛唐求仕热潮中,孟浩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当时儒道两种对立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整合,共同建构了孟浩然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使孟浩然具有一种儒者和隐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孟浩然既追求一定的社会功利又不以入世为首选目标的温和、拘谨的士人人格,也使他长期处于仕与隐的紧张和焦虑之中。仕与隐的欲调和及二者事实上的难以调和,让孟浩然陷入了仕与隐的两难抉择中,进退维谷,从而成了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     

从白居易有关履道池台的诗看其中隐思想

履道池台既是白居易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亦是其精神的安稳栖息地.其有关履道池台的园林诗,细微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中隐"心态.借助园林物象设置,诗人营造出一方丰富的精神天地,透过园林物象,感受着无限灵动的宇宙世界,获得精神上的拓展和愉悦.诗人以幽深绝俗的心境观照园林自然,注重园林隐逸氛围的营造,创造幽深诗境,体味闲适意趣.晚年白居易的心态,反映出中唐以后文士们精神需求的变化.     

宋初山林隐逸的精神转向与理想人格的重构

宋代士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迫切要求重建价值体系，重构理想人格。在这一重构进程中，宋初隐逸诗人群体率先进行了排除功利、融通仕隐的隐逸尝试，在追求闲雅怡然、任情淡泊的审美化人生中，塑建了兼容道义又保持个体独立的理想人格，使山林隐逸精神较之唐末五代发生明显的转向，并对仕宦群体吏隐的人格取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初“晚唐体”新论

"晚唐体"概念至今无定论,大致有两个层面,一为时间层面,即真正晚唐时期的诗作;一为风格层面,即学习晚唐诗风的诗作。宋初"晚唐体"属第二类。其五律效法贾岛、姚合,七律效法许浑、郑谷。宋初"晚唐体"诗人分为入仕诗人及隐逸诗人两部分,入仕诗人诗风呈现典型的晚唐体特征,隐逸诗人则情况复杂。北宋诗论中尚无风格层面的"晚唐体"概念,魏野、林逋也未被当做"晚唐体"诗人。因此,对"晚唐体"的定义,应考虑时代、诗体及诗人群体的差异。     

古代垂钓意象及其隐逸内涵之流变

简述了古代垂钓意象的发展变化以及隐逸内涵的形成过程,认为垂钓意象的隐逸内涵自<庄子·杂篇·渔父>和<楚辞·渔父>二文出现而逐渐确立,并在唐代得到巩固;而自唐该意象内涵又发生流变,在盛唐表现为以隐求仕的风气,在中晚唐到宋代表现为对功成身退的追求,在北宋后期以及元代,则表现为一种无名无识的真性回归.     

“有穷者孟郊”——兼论中唐诗歌“穷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穷者精神"是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精神之一,孟郊则是"穷者精神"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对于孟郊"穷者精神"形成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因素,学界已有研究,但对其诗学渊源却少有关注.中唐诗歌的"穷者精神"与唐代文人的道德典范元德秀这一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穷者诗人群体--<箧中集>诗人也对孟郊的"穷者"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首次从理论上对"穷者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释,孟郊则进而对其继承发展,逐步将"穷者精神"纳入到了"风雅"正统的范畴.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陶渊明的“仕”与“隐”管见

晋末大诗人陶渊明，自沈约《宋书》将他列于“隐逸传”开始，后世就不断有人尊其为“隐逸诗人之宗”；、人们一提起陶渊明就想起“归隐”二字。其实，贯穿陶渊明整个内心活动的，并非单纯是隐逸思想，仕与隐的矛盾在他的心中常常交错地流露出来。陶渊明一生中，先后做过江州祭酒、刺史幕僚、镇军参军以及彭泽令等官，其间三仕三隐，时出时归。29岁首次出仕，确是想做一番事业，但因刚直坦率，“不堪吏职”而辞官回家。可是，他壮志犹在，对统治者也仍抱有幻想，于是在36岁左右第二次出让，做了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由于桓玄企图夺权称帝，陶…     

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在唐人选唐诗中是专选盛唐诗歌的一个集子.它的序言有一段话对于了解盛唐诗歌非常重要,其言云:自萧氏(指南朝梁代)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指唐玄宗)恶华好样,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浅谈王维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

关于王维的隐逸及主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学界众说纷纭,文章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查,认为他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的内涵是一致的,体现了诗人为官做人的人生哲理,他所形成的隐逸文化是长安文化的延伸,是盛唐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潇洒地体验人生——试论唐宋词中的"逸趣"

受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影响,对"逸趣"的追求和表现渗透到词人的创作中,成为唐宋词独具特色的一个抒情领域。一方面,唐宋词人特别倾心于"渔隐",他们所抒写的"逸趣"也常常借"渔父"的生活和形象来加以寄托和传达;另一方面,唐宋词所表现的"逸趣",更多地还是萌生于隐居赋闲与遭受贬谪的生活环境与人生体验之中。唐宋词所表现的"逸趣"虽然不无消极遁世的思想因素,但同时也展现了唐宋词人体验人生、享受生活、排遣失意、调适心理的潇洒风姿。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初、盛唐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屈骚精神在盛唐诗苑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