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哀牢山下傣族的葬礼看古滇青铜文化

1990年在玉溪地区新平县哀牢山下傣族聚居的腰街的曼蚌和漠沙马龙(傣语曼龙的讹音)出土了几件青铜羊角编钟。在腰街出土青铜羊角编钟的地方,还有成片古代的“版纳坟”。青铜羊角编钟,是古滇青铜文化中的一种乐器,它与我国中原、长江流域出土的编钟式样不同,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和民族色彩,是研究古代云南民族文化重要的物器。云南最早的青铜羊角编钟是1976年在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笔者上次经楚雄方向考察哀牢山下的傣族古代迁徙路线时,曾对楚雄出土的青铜文化和墓葬的族属问题发表过意见,认为楚雄青铜文化和古代的民族墓葬可能是傣族先民的遗物。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现在得知这一新的情况,可能对笔者的上述看法有所帮助。为了验证这个问题,笔者将腰(一丁)曼蚌作为考察的重点。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弓鱼]国编钟（西周早期）

i976年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编钟甲：通高28．8厘米，甬长9．8厘米，舞修13．2厘米，铣间16．2厘米，重4．35公斤。编钟乙：通高33厘米，甬长11．1厘米，舞修16厘米，铣间18厘米，重6公斤。编钟丙：通高34厘米，甬长10厘米，舞修18厘米，铣间21厘米，重7．25公斤。     

《(厂驫)羌钟》铭“征秦■”新释

《(厂驫)羌钟》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铜器,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同时出土的是一整套编钟,共十二器,均铸有同样铭文。原器铭共计六十一字。各钟虽均有泐损,但数器互相补充之后,大致可以通读。此钟上有周王纪年,又记当时主要国家韩国和秦、齐     

宝鸡出土周初青铜器的历史地位?

西周初期宝鸡地区的青铜器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从器形特点而言,青铜禁、方座簋、四耳簋、编钟、剑都是宝鸡青铜器群中颇具特色的器物;从纹饰而言,向外飞射的棱角、尖刺乳钉纹、蜗纹是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独特装饰风格;从器形组合而言,鼎、簋组合,觚、爵、斝减少,铭尊、卣组合的出现是宝鸡出土周初的青铜器的特点。宝鸡出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以上特征,是由于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从宝鸡出土族徽铜器可发现商周大部族国,与远方部族国、高度发达青铜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交流。     

编钟的世界

编钟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打击乐器,编钟不仅是一种乐器还是古代等级、权力以及宗庙的象征。研究编钟发展史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还给现代音乐人带来许多有益的提示和思考。本文从编钟的考古、应用史以及铸造工艺,论述编钟的发展史以及编钟在我国古典音乐中的地位及影响。     

弘扬历史文化 建设长沙新城

长沙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长沙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20～15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生息繁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更引人瞩目,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就是湘中地区相近于大溪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距今约7100年。长沙腰塘遗址和浏阳樟树潭遗址则分别是5000年前屈家岭文化和4500年前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典型,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长沙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居我国南方之首。宁乡出土的商代乐器大铜铙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1000余年,11件铜铙组合起来,至今还能演奏出清脆的乐曲。     

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对编钟制度的研究,使得编钟作为周代后期雅乐制度的核心,地位更加突显,而乐悬制度、礼乐制度的传承线索亦更形清晰。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编钟铭文字数多达3755字,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曾侯乙编钟与中国古代艺术和科技成就

曾侯乙墓出土的器物以及器铭文字资料数量众多、品类齐全、保存完好、内容丰富,被人们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是我国先秦音乐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被我国考古学界评定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特别是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诸多方面代表着当时世界同一领域的最高水准。     

“稀世珍宝”——曾侯乙编钟

我景仰祖先,因为我站在了编钟前面。耳边似乎回荡着远古时代那优雅的古韵,我的心中顿时宁静了,我感受着“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盛世景观,思绪也飞向很远很远。同学们也喜欢乐器吗？你能说出几种乐器呢？许多同学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编钟吧？编钟是我国古代汉族的一种打击乐器,专门用于祭祀、庆典和宴会。编钟,顾名思义,就是钟的一种,最初的钟是由商代的铜铙演变而来,按其形制和悬挂方式分有甬钟、     

对“秦公钟考释”中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宝鸡县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一九七八年元月出土的八件秦公钟(编钟五件,鎛钟三件),其铭词对于订正补充先秦史料,研究先秦历史都很有意义,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刊登了伍仕谦先生《秦公钟考释》一文,对此组器铭的考读和与传世秦公簋,秦盄和钟铭的对读,多有创见,给人不少启迪。只是其中个别问题,论述似不甚周严,现提出几点意见,以供研究。     

论编钟节奏对《周颂》诗体风格的影响

《诗经》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其四言诗高度发达的文学现象与周代的雅乐制度密切相关,而乐悬编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颂》篇幅短小、不分章节、多不押韵等诗体风格的形成就受到了当时编钟制度的深刻影响。     

评吴国始建地的几种说法

春秋时代的吴国,曾经是东南方的一大强国。至春秋末年,国势骤盛,称雄于世,与齐、晋、楚等大国相颉颃,吴王还一度争为盟主。吴国的经济和文化也相当发达,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簋、尊、盘等器皿,刀、戈、剑等武器,以及编钟等乐器,皆可以与中原诸大国媲美。可是吴国早期建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谜。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至今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吴国始建于何地,说法竟有五六种之多。本     

试论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发掘的意义

一九七八年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公布于世后,曾轰动了学术界。尤其是成套编钟的发现,更被视为音乐研究史上的瑰宝。而铸造数量高达十吨之巨的青铜器的原料从何而来,也成为人们欲解之谜。过去,有关周秦矿冶史的研究,由于文献资料不足,又苦于缺少实物例证,研究的步伐蹒跚艰难。黄石市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被揭露、发掘与研究,为揭开这个谜提供了活生生的实证。而且,这对研究古荆楚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尤其是矿冶业的生产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大师的风采与音乐的魅力——访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

作为一名音乐家，“奏响编钟，与２４００年前的声音一起吟唱，那是我最深的梦……”　蜚声国际乐坛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在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之前曾说，作为一名音乐家，“奏响编钟，与２４００年前的声音一起吟唱，那是我最深的梦……”１９９８年８月初的一天，当中国旅美作曲家谭盾先生携带他的作品《交响曲１９９７：天地人》和马友友以及中华编钟乐团一起来伦敦进行在英国的首场演出时，我有幸见到了这位大提琴家，并设法在他排练的间歇抽空进行了２个小时的专访。“我是中国人”马友友１９５５年出生在巴黎，１９６２年随父母迁居到美国…     

牟定编钟

编钟是大小相次成组能奏旋律的铜钟,产生于我国西周时,先为一编三枚,后来增至一编九枚。以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钟为代表的战国编钟,八组共六十五枚,分三层悬挂,凡采用和声、复调及转调手法的乐曲皆可演奏,音域宽广,音色优美。是我国古代音乐艺术高度发展的产物。     

钟鸣鼎食中的上古诗--西周初年礼制变革与《诗经》祭享诗的原始关联

列鼎与编簋、编钟及笾豆构成了周代礼制的礼器系统,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特征的周代列鼎制度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与《诗经》雅颂中的仪式性乐歌一起用于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尊祖、敬宗及收族的礼仪场合;“钟鸣鼎食”涵盖了《诗经》时代的宴饮文化和音乐文化,与上古诗歌互涵互动,对上古诗歌艺术的内容、用途和功能具有极强的规定性,代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特质。     

湖湘文化代表——青铜器艺术审美趣味的研究

从湖南出土的青铜器的实用功能出发,分析湖湘青铜器的原初性与复功用性、造物观念和艺术的表现四种类型的造型程式化的表现艺术手法,并从美学的理念出发叙述了湖湘青铜器审美创造心态、审美意识的特性,以及在审美功能中的教化作用。推论出湖湘出土的青铜器的艺术审美观实现的是一种审美愉悦感的反映,获得的是更深刻的审美体验和感受。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商代海贝性质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商代海贝或者仿海贝是中国货币的最初阶段,但是,从考古发现的商代海贝来看,出土情况复杂,无法从考古材料上对商代已经出现货币的观点给予支持;相反,从大量商代海贝密集出土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海贝是殷商时期大量使用的装饰品,最初仅仅作为财富的象征,甚至是在一定程度还可以起到辨别不同人群的功能;同时不排除西周以后货贝演化为货币的可能性。     

春秋金文量词考析

在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中,历来都是文字字形的研究重于相应词汇的研究。基于《春秋金文语料数据库》,在对现有春秋金文(可识部分)进行穷尽性的调查之后,离析出其中的量词,就其使用状况加以全面观照,并进行分类分析,归纳出其语法功能与语义特征,以显示量词这一词类在春秋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先秦出土文字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