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维度下的政党与政权关系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实现其共同或相近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而谋求通过选举取得和巩固政权,由其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合法的政治组织。政党为取得和巩固政权而建立,能满足一定社会中不同利益团体维护自己利益的需求,政党制度为政党取得和巩固政权或干预政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宪政体制下,政党取得和执掌政权具有合法性、间接性和暂行性的特点。     

论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略

人们大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其实,改革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几乎伴随了毛泽东一生。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态,开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表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立党理论基础的政党,革命性和开放性是其主要特征和先进性的根本依据与不竭动力。1921至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独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建国后,面对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万事都得以改革来开道。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思想。1949至1978年,以政治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的30年,为后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强化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权威的价值判断,也是政党权威确立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政党现代化和政党权威转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多重挑战的同时必须要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重建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浅析

政党文化既是一种政治亚文化,也是一种组织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包含有意识形态要素,制度规范要素,标识性要素.它们构成一个系统的亚文化,具有整合组织资源、薰陶党员素质、获取政治合法性、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等功能.     

建国以来群众运动不断生成的另一种解读

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政治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把群众运动接连不断产生的原因仅仅或者过于归咎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包括领导体制和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实际上,建国以来群众运动的不断生成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是历史惯性的使然;其次,运动的不断出现满足和适应了危机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改造社会以及实施政治控制的功能需求;再次,运动的频繁产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面临资源严重匮乏局面时的一种必要选择。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谈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初步探索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要素是广泛和复杂的,一个政党在政治革命中被历史和人民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革命武装的有效性所决定的。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最初执政时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于成功的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权威。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来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应该深入到中国社会前进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为我党不断汲取合法性资源和长期执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三维视野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关系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尊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决定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执政党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为此必须确立顺应民意的科学的绩效观,维护人民的利益和促进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塑造法理型权威,建设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治、责任政治和程序政治,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同时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强调主导意识形态的优势,不断开拓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并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完善和优化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从历史资源的汲取谈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维护

历史资源是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垮一个政党的最好方法是否定它的历史。相反,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挖掘自身的辉煌历史以凝聚人民。凡是在历史上犯有重大历史错误的政党,都会给执政资源带来重大的消耗而引发合法性危机。邓小平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以此为切入点,积极探寻党的执政合法性依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效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基础,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从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倍受现代社会的关注.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应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从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地位,保持政治制度合法性,防止和克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维护政治稳定.     

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理论的新拓展——评《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

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是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两支难分难解的政治力量。经过八十多年的奋斗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两大转变,即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政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建设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政党;从领导人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设国家的政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国家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能力的一项历史分析——以陕甘宁政权建设为研究个案

自我革新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政党品格,自我革新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政党软实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政权建设中展现了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建设模范政权是自我革新的主观动力。政权建设与革命事业始终保持一致,政党的自我革新不会偏离历史的航向。注重改善民生,党的自我革新争取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广施民主政治,党的自我革新获取了持久的动力供给。"刺激-应对-超越"三个环节的有效轮转是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得以发挥的关键。陕甘宁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当下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启示。     

从政治倡议到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及其精神的发展理路论析

2023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五一口号”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主体、形式、程序等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主张的正式公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政权正式进入政治议程。“五一口号”不仅是一时的政治宣言,其蕴涵的政治精神成为新中国政治结构的基础,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五一口号”蕴涵的政治精神不断建构升华,从政治倡议发展成长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五一口号”在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和中国政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依然需要继承发扬“五一口号”的精神,坚持开展民主协商和发展协商民主,多角度挖掘“五一口号”对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意义。     

对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政治现代化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运动”问题,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从崇奉西方价值到确认重建自我历史主体性的节点上.这一历史性转折与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程中,其工作重心有四次大转移:第一次为1921年到1949年的"以武装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第二次为1949年到1978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中心";第三次为1978年到2012年的"以经济建设为纲,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第四次为2012年至今的"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由百余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历程而言,以文化自信为标志的党的第四次工作重心转移是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选择,其终极目标是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同时,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使人民重新君子化、圣贤化或精英化,从而再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富强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法理基础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协商的历史考察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催生出特质独具的政党协商制度,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其在国家政权中领导者和执政党身份与地位的确立,中国政党协商制度经历复杂的历史演进,这种演进既印证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亦推动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成长和确立。以协商政治的视角解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关系,从其发生、顿挫、发展与实现的路径考察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历史进程,对于新时期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党关系和谐具有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建国60年来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是指那些能提高民众对执政党认同的各种要素.合法性资源的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资源、政治层面的资源和经济层面的资源.建国60年来,随着执政能力和外部因素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同时,也伴随着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合法性资源的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不断获得与流失的交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维护既有的合法性资源,同时面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建国60年来中国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也是对自身合法性资源不断维护和重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