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时间机制

文化时间是基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立体时间观,它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民族和人类精神整体之中加以考察,可以有效超越现代文学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现实意域,克服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叙述的片面性,从而揭示出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人性价值,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时间机制。     

新史学的时间观与文学史的分期——以晚清民国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为研究中心

晚清民国文学史家运用新史学的时间观,以一个时间段去考察文学动态过程,发现某个时间段文学现象的同质性,同时又确立了另一时间段文学现象的异质性,借鉴当时史学对历史分期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对文学史进行分期,而不再采用"国王即位及其驾崩的时间所决定的那种僵死的编年顺序分期法"。     

我国城乡居民休闲时间分配差异的三维考量

文章通过2008年全国第一次时间利用调查资料,从休闲的平均时间、参与率和参与者的平均时间三个维度,对城乡居民使用媒体、健身锻炼、业余爱好、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时间分配进行详细比较,指出其存在的差异,分析显著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最后探讨城乡文体休闲设施分配失衡、群体性休闲活动缺失和网络资源利用中的信息分化三个突出问题：     

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

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当代性、开放性,使其有关叙述在时序上较多地关注现实和未来,显现出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预设”性的特征。而从空间结构来看,它的两岸三地的复杂构成,日趋强化的外部国际背景以及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一体化机制,在给文学叙述增饰浓重的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     

勃兰兑斯文学史方法对文学史建设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机械他律论、体例僵化、形式和流变研究贫乏、对传统治史方法不能更新等问题.勃兰兑斯的洋洋六卷本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综合前人各种文学史方法,强调在大文化视野中把握文学史现象,由精神之点出发透视欧陆文化和文学整体,以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政治、文化本质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为核心,致力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美学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述风格.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学建设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的讨论 ,近二十年来围绕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经历了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政治性标准、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国家现代性标准和人的现代性标准三个阶段 ,使文学史分期成为多元复杂的学术问题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指瑕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附录的《文学史年表》依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系年,非常有利于教学与研究。但其中不免存在着系年有误、文字错讹、说法疏漏等多方面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证,可以对其中一些讹误进行纠正。     

建构多民族文学史的有效性及有限性

针对倡导建构多民族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在考察多民族文学实情、反思中国式整合思维基础上,对理论的有效性作出质疑,提出"共同合作、分道而治",尝试为多民族文学史编写提供可供探讨的途径.     

关于开展中国当代断代文学史与专题文学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本文主张开展中国当代断代文学史与专题文学史的研究,论述开展它的学术价值,进而对这一领域的选题提出设想,并论述这一研究工作的品格与研究方式     

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     

文学史模式论

文学史模式是文学史研究主体借助于想象与抽象能力,对文学史事实从内在深层结构上进行全面把握的某体性设计和构思,包括理论设定和文学史事件整合两方面内涵它促成并影响、支配甚至限制人们的思维。作者由此认识出发,对以往文学史治史模式进行批判性审视,指出：可以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史,它保持文学史文本及文学史记载材料的零散性、偶然聚合性和不断的分延性,不以一个统一的中心来辐射文学史全程,不以一个统一的逻辑或线索来勾连文学史历时,而代之以一个又一个边缘性论述,让这些边缘性论述彼此构成一张网络,从而在量上构成对文学史全方面的包罗,但在质上保留大量的空白、互交、相悖。这或可称作反模式的文学史。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略论南朝文学史意识的自觉

随着文学的独立成科,南朝文人开始真正以文学的眼光去探寻文学发展演变规律,表现出文学史意识的自觉。这不仅表现在撰史者首创“文苑传”,更重要的是,文人开始自觉地从“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因此,他们对文学的承传流变及其内在根源都有深刻的认识。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是“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文学史知识二分法及其意义——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新提法、新理论、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使该学科成为此一时期各人文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譬如,学术研究中的"空洞现象",课堂教学中对文学审美性、感受性的漠视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知识论"角度设法.把笼统的文学史知识进行知识类型学的再分对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史中的“错位”类型分析

对同一文学史实在不同的文学史著述中可能有很大的反差,包括发展线索、动力、走向等等各有不同表述,这就是文学史的错位。文章分为四部分来论述:首先,价值评定中的错位,对于作品价值、作家地位,根据不同的文学观念有不同的认识。其次,在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关系有不同梳理,形成错位。再次,由于所参照的对象不同,有比较视角下的错位。最后,造成错位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及文学史的续写的思考。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辨正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在每卷后均附有《文学史年表》,以时间为线索,为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等系年,对于使用者大有裨益。但是《文学史年表》中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以辨别。     

《汉文学史纲要》之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先生的文学史名作,也是一部未竞之作,颇具检讨价值。第一,是书未能写完有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它并不能完全代表鲁迅的实际学术水准。第二,是书书名导致了种种歧义,歧义发生的根源在于鲁迅自己的不缜密界定。第三,是书对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借鉴甚多,但不赞成其文学观念;鲁迅的文学观念有其进步性,但在处理中国上古文学的实际时,也有局限性。第四,是书与胡适《国语文学史》在文学史观念上颇有差异,鲁迅对胡适文学史观有部分否定和间接修正。     

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不同类型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十年为界的话,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1980年代的复苏期、19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活跃期三个时段.剖析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以及对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等几种样式的已有成果,可以考察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     

文学史中的李贺

李贺及其诗歌艺术的研究 ,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变化 ,但都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 ,文学史的模式化既方便了李贺研究 ,又制约了李贺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