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职能定位模糊以致功能逐渐弱化的现象,这对新农村建设难以起到引领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各项功能,重构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领导农民走农业产业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与法制化、文化发展现代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现代发展之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     

新农村建设中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

集体林权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应当从林改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以期对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西方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我国乡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乡村治理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得以升华与拓展。可是,作为乡村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却遭遇了困境,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这两股力量的失衡制约了它的实际效果。然而,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给我国乡村治理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必将带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善治。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分析——以甘肃省清水县土门乡新义村为个案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蒂下，探索乡村治理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国家新农村建设为背景，以甘肃省清水县土门乡新义村这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庄为个案，探讨落后地区乡村治理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地纠纷中的乡村权力与权威——对一起农地纠纷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的调查分析,认为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缺失是当下农地纠纷频发的基础性宏观体制根源.因此,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应该把出发点放在重构乡村公共权力与权威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不断出现的农地纠纷,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推进新农村建设——南京“赵坝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农村各种发展资源的乡村治理机制。江苏省南京市赵坝在探索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基层组织治理变革和创新,创立了农民议会、党支部、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民俱乐部四位一体的治理机制,破解了新农村建设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激发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多元治理的组织架构,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为探索新农村的治理机制,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诸多的经验和启示,     

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专业协会有效地实现了农民、市场与政府三大行为主体的利益对接,体现了承载其上的服务属性和管理属性,成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云南省元谋县的农村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协会、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解析这种关系有利于探索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康中国背景下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重构——基于健康乡村的三重逻辑

促进公众健康有效参与已成为国际健康治理发展的新趋势。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健康乡村存在健康需求整体化、时序重心前移化及治理实践场域化的三重逻辑，迫切需要农村健康治理的创新转变。目前，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存在观念、空间及效果保障三方面的缺陷，并引致多种不利后果。究其原因在于存在健康管理方式“路径依赖”、基层政府健康治理能力不足及立法制度建设缺位等问题。为此，应通过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的观念重建、空间重塑以及制度重设，重构农民健康治理参与模式。     

在历史和现实的结点上:新时期乡村出路的探索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探寻乡村的出路问题理应成为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是由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背景下探寻乡村出路的时候,一种新的乡村发展理念能否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予我们的启示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这两者的聚合中得以培育,这将成为新形势下乡村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新乡村治理理论视野下的以乡村诸要素“现代性”培育为核心内容的乡村社区建设运动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社会学解释。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协同学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关系的探析

“政府全能”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要构建起一套与新的发展情境相适应的农村治理体系,可以尝试将协同学应用于这一研究,探讨乡村治理中政府与农民组织的定位、功能与协同方式。其中,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的权责配置是关键。     

新乡村经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与政治生态重塑——关于大学生村官制度黏性与情感黏性的文本分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乡村经济发展.大学生村官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外来”政治文明、经济发展与组织建设的代言人,其身份建构过程兼具制度安排与乡土依恋的双重“黏性”.目前,大学生村官对其角色定位与身份认知存在迷茫,其制度安排的角色功能难以发挥.“双创时代”的大学生村官既可以服务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为其身份认知的重构、建功立业“情感黏性”的孕育提供发展路向,又可以形成农村社会治理合力,在发展乡村经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重塑良好的农村政治生态.     

论乡村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公共权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乡村公共权力无论在结构体系重组还是在运行机制的创新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乡镇政权及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农村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共同构建新的民主合作型的基层公共权力体系,实现和谐共治的乡村治理。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民主治村的重要制度创新——对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调查与分析

江西省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产生、发展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成功借助和根本改造,是赣州农村内部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对中国乡村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不是对现有村庄“两委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解构,而是对现有村庄治理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应努力保持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作为村“两委会”领导下的村庄民间自治组织的本色,疏理和划清村“两委会”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相互职责边界,加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和自身的规范化管理。     

梁漱溟乡村建设模式透视

梁漱溟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中国诸多省份掀起农村建设的浪潮。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来源于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对中国文化基础的分析;乡村建设理论贯穿着伦理情谊,重在恢复再造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社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济世良方,但不乏借鉴意义,特别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今天,探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文立足歙县实际，从发展乡村旅游入手，以实现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度结合，进而带动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使乡村旅游的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器”，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充分发挥徽州古城景区和棠樾牌坊群·鲍家花园景区这两个4A景区的龙头作用，有效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二、强力实施复“古”创“新”战略，打造乡村旅游特色精品；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乡村旅游品味；四、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提高乡村旅游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