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政府监管

近年来,随着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喜忧参半.有鉴于此,在介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强调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监管责任,并为充分发挥政府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对于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政府威信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组织及其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组织包括家族、行会、商会等。宗族是宗法组织瓦解的产物 ,形成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时期。行会则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国封建城市产生的非经济途径致使城市行会姗姗来迟。中间组织具有多种功能 ,包括凝聚、自律、统治、服务、扶助、维权等正面功能及侵权、破坏等负面功能。近代商会的产生标志着中间组织由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转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农民和中间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本文对政府、农民、中间组织各自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分别从实践需要的角度探讨了政府的角色转型、农民的主体地位确定和中间组织的培育问题.     

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模式研究

从国内外社会组织发展与政府关系变化分析,建立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政府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推动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相应的财力和政策保障体系,社会组织要主动慎重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时有效表达公民利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主动服务政府决策.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成本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多元化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活动,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合同的签署或者委托代理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成本及其结构,在把握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了缩减协同成本的治理机制:健全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搭建协同信息共享机制、设立协同缔约履约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的低成本监督机制以及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     

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管的思考

当前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管存在政社不分,对社会组织行政干预过多,培育扶持的政策不完善,责任不明确,社会组织发展所需人才和资金短缺,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管,文章提出了应依托社区,服务群众,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政府扶持,大力推进,优化流程,简化审批,引进人才,促进发展等5个方面对策,同时给出了4个方面的建议。     

直接登记制下的社会组织行政监管研究

直接登记制由于契合了放松社会组织行政束缚、扩大社会组织生存空间和推动社会组织长足发展的变革趋势,从而在与双重管理制的制度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务院当前着力推进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新型的制度模式也凸显出多方面的行政监管难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论“法轮功“邪教的本质及其产生原因

本文从宗教与“法轮功”邪教的区别及“法轮功”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深刻的思想、政治原因分析了“法轮功”邪教的本质。     

联合的艺术:社团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主体要素———民间社团从全能政治状态下有效性缺失到转型时期复苏且迅猛发展的历史性考察 ,分析民间社团与政府间合作型关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意义 ,寻找改变因转型时期主客观条件限制而导致的民间社团与政府间不对等合作关系的发展路径。     

从“嵌入”走向“嵌合”: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创新探析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嵌入式"党建模式实现了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有形覆盖,但存在社会组织党组织政治定位不明,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尚未实现有效融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分离以及"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发生摩擦与碰撞等问题。"嵌合式"党建模式与"嵌入式"党建模式在聚焦阶段、主要目的、理念原则、路径指向、蕴含思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嵌合式"党建模式有利于完成"质量建党"新任务,符合地方社会组织党建创新的新需求,也与我国培育社会组织的新策略相匹配。通过制度建构、策略转向、结构嵌合、业务嵌合和文化嵌合,实现"嵌入式"党建模式向"嵌合式"党建模式转变。     

政府善治：社会资本的视角

政府善治是政府治理的目标取向,它是伴随着政府治理的产生与不足而出现的对政府治理的一种替代性概念。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协作管理过程,它的本质就在于要求做到政府与公民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这种合作管理的基础是在公民中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资本。     

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分析研究的理论视角

政府社会管理在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府社会管理,本文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府职能和社会政策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透视。在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统一的政治体制下,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体现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一般性规律,但更由于民族地区独特的行政环境,在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府职能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而使其政府社会管理呈现出特殊性的一面。     

"山中之民"与"超人"学说--龚自珍、尼采思想比较研究之二

面对衰世的"暮气"和"断肢",龚自珍寓言式地拟构出"山中之民",以期拯救士林,尼采则创立"超人"学说,意欲以此来改塑人类.龚自珍的"山中之民"和尼采的"超人"学说,是在世纪末的浓黑包围中绽放出的思想火花,具有鲜活的气韵和惊天动地的效应,为世纪末的疲弱鼓荡起雄强的生命符码,为新世纪的到来设计出全新的人类雏形.     

从行政不作为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发展

行政行为是政府与社会发生关系的直接桥梁 ,尤其行政行为中的行政不作为是揭示政府与社会运行领域问题的恰当切入点。本文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 ,政府与社会都应处于法治之下 ;其次 ,在法治之下 ,政府与社会则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既应适度分离 ,又需紧密结合 ,良性互动。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速发展 ,促进民主政治真实而有效地运行 ,将为法治国实现奠定稳固的基础     

"新苏南模式"与"两新"组织党建运行机制——以江苏昆山市为实例

新苏南模式是在原有的"苏南模式"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区域发展模式,它给"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昆山市党组织敏锐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大胆探索并构建了具有昆山鲜明特色的"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创新机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当以建设和谐企业的全新理念统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全局,探求符合"两新"组织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新方式、新方法,构建"两新"组织的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新机制。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     

从社会网络的“洞”中获利——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评析

在<结构洞>一书中,伯特指出,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一组组接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能给位于竞争场域的参与者带来更大的收益.作为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分支,"结构洞"理论有着自己的特色.结合弱关系理论、布劳的社会独立性理论、网络的开放与封闭性等相关论述,对"结构洞"理论进行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