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中的公共政策定位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证明了中国现阶段的公共政策决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而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适当的创新。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认识到中国公共政策一般性的同时还认识到其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找准中国公共政策的定位。本文基于中国处于转轨过程这一大背景,从实践中提出中国公共政策定位的问题,并在分析中国转轨是一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础上,主要从其诞生时的错位性、运动中的非均衡性和行为主体的复杂性等方面进一步证明中国转轨中公共政策的特殊性,进而对中国的公共政策进行定位。     

引资博弈、就业转移与就业和谐的公共政策选择

本文基于1984-2009年的我国省际数据,采用泰尔指数分解、计量模型回归、完全信息的静态和动态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FDI流动与我国区域就业转移和就业差异的关系及促进就业和谐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984-2009年我国三大地区的FDI与就业的区域分布差异T总平均值分别为0.9911、0.397811,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分别是64.84％、66.94％;对我国区域就业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分析发现,FDI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究其关联机理,囿于传统制度缺陷,各地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下,会陷入引资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导致区域间就业转移、就业差异和就业失衡.因此,应通过政策制定参与主体多元化、执行监督过程的透明化、效果评价的价值取向长远化和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创新和选择,实现引资和就业在效率与公平上的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公共政策视角中的就业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职业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就业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中国转轨时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与政策选择

对我国转轨时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表明 :虽然我国产业结构弊端趋于协调 ,各产业内部结构也趋于合理 ,但仍然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如第一产业基础薄弱 ;第二产业结构单一 ;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 ;技术水平较低 ,产业布局不合理等。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不利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 ,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 ,加大农业投入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 ,改革管理体制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逐步实现三次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的结构合理化     

转轨成本的决定与公共选择约束

本文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的根本性动机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制度激励,转轨成本是转轨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转轨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历史必然性。对转轨中制度变迁效果的分析应是在转轨必然发生的前提下如何使转轨成本最小化。转轨中的成本对于能否实现转轨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成本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摩擦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     

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为了深入开展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有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需要重新探讨。经济转轨特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不能将其目标定位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大规模的宪政转轨”。经济转轨的起点是社会真正有意识地摈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的拐点,不是为完善计划经济而进行改革的那个时点。经济转轨是有终点的,而经济市场化或自由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经济转轨的结束与进程的测度应当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任由主观判断。     

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不仅让公共政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认同,而且推动了社会治理过程去注重公共政策工具的运用.但是,在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中,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问题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冲突问题迅速的恶化,从而提出了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渴求.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公共政策过程完整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行动科学化的要求.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冲突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因而,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也尤显重要.     

日本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及其执行研究——基于公共政策过程视角的分析

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在许多国家都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日本近年来为应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而实行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如在就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实施全面深入的政策调查,注重就业政策方案规划的理性化与政策创新以及推动就业促进政策的法律化等.在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执行方面,则强调明确的政策执行机构及其职责、完备的政策执行信息服务网络、规范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等.日本"国家主导型"的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的制定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对中国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市场化体制的框架及转轨过程的政策选择

要建立一个市场化体制基本框架,这个框架是以完全可竞争性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包括了政府管制、法律体系以及社会道德规则和行业规则在内的约束性制度力量。在此基础上分析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政策选择范围,强调市场化改革过程不是简单的经济自由化过程,政府管制方式的改变、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秩序的重建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企业集团与公共政策选择

发展中国家企业集团的形成机制主要取决于资源环境。要素资源和制度资源的供给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扩张行为。企业集团的存在可以克服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和促进技术创新,同时也会造成企业治理的非效率。短期内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引进外来直接投资的政策消除企业集团的非效率行为,或将企业集团改造为持股公司形式,长期则依赖于外在制度的供给。     

转轨中的区域产业增长:制度与结构

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对于后起发展国来说制度非均衡是结构转变滞后的根本制约。因而 ,制度创新是后起国以结构促增长的根本起点。转轨中的结构调整不仅是物质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 ,而且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构的过程。对于转轨中的区域制度变迁 ,初始条件是一个重要约束 ,随着改革的深入 ,地方的制度创新能力成为关键。因而 ,启动民间资本 ,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 ,促进各种微观主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增长意义     

转轨时期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多元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转轨时期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蕴涵着规制垄断与培育市场之间的冲突、经济集中与公平竞争之间的冲突、结果正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国内价值目标与国外价值目标的冲突等种种冲突.对此,应采取促进根本价值目标效率与公平和谐统一的总体指导思想,协调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具体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     

经济转轨与流动性过剩

在转轨过程中,市场缺失与市场分割阻隔了资金的融通,经济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了预防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国有企业的资金饥渴症与较低的资金使用效率使得国企投资的货币需求高于正常私人企业的需要,因此,为了正常转轨,政府往往不得不往经济中注入大量货币。而随着经济转轨逐步深化,上述几种因素逐步减弱甚至消失,因而货币需求减少,但货币供给并没有下降,这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就是转轨过程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中国县域经济转轨中的矛盾与成因分析

本文论述了中国县域经济转轨中的四个矛盾,分析了矛盾的成因有四个方面,即:县情判断的两个高估,城市化推进的两个误区,发展战略的两个倾斜,“三农”政策的一种偏颇。强调了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转轨国家经济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对转轨国家经济转轨的绩效作了考察并对速成绩效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了预测。     

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特点分析

中国社会过渡中的体制转轨的性质和要求是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基本制度 ,这一点规定了体制转轨阶段公共政策创新的特点和限度。中国特定的体制转轨阶段也要求采取与强制型、自治型政策创新相区别的回应型的政策创新模式。回应型政策创新在政策主体、目标、问题和工具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     

经济转轨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俄经济转轨度

目前,研究领域通常采用"市场化程度"或"经济自由化程度"来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轨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事实上,经济转轨既同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有一定联系,更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应该用转轨度来衡量国家的经济转轨。转轨度目标体系由三个基本维度组成,即契约主导的制度、行政主导的制度和国民权利与自由。转轨度的起点和终值的确定更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来具体确定,这里以德国为参照国进行分析。比较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从转轨度的三个维度来看,中国转轨度远高于俄罗斯,表明了渐进型转轨优于激进式的改革。     

家族企业变迁与中国经济转轨

家族企业是家族基因内生性决定且由企业环境选择的企业形态,家族基因随企业环境和企业内部结构的改变而不断进化,从而形成独特的家族企业变迁机制。在经济转轨中诞生成长的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颇富活力的特殊企业组织形态,在沿着继承优秀家族基因的现代企业方向变迁过程中,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转轨。     

入世与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加入WTO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挑战而言 ,最突出和迫切的是对政府行为的挑战。因而 ,对作为政府行为主要载体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便是不无必要的了。怎样才能建立起既与政府的公共属性 ,又与市场经济的市场属性 ,以及WTO体系下的国际属性相契合的新型公共政策范式 ,应是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学者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