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发生转变了吗?——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解测算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研究中,如何测量居民收入差距,是分析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否由过去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转变?鉴于此,通过分布函数加总的方法,从理论上将基尼系数按照农村与城镇的群组分解,得到基尼系数由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与剩余项四部分组成。利用2005—2021年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分组数据测算了每一部分的基尼系数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并根据每一部分的贡献度来判断各时期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主要结果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2012年之后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镇内部,这部分比重正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不断扩大,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缩小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性的政策,例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差距;另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性偏向,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中国的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

文章利用1999年住户抽样调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推算城市失业率、贫困率及基尼系数,并预测今后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1)城市失业率较政府公布值高出近3倍,特别是“下岗失业”问题尤为突出。(2)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加剧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3)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4)居民的收入分配在持续恶化。文章还指出,依据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中国尚处于基尼系数上升时期,因而在达到峰值之前收入差距还会扩大,这有可能成为社会和政治不安定的因素。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分散分布的格局。新时期扶贫的思路转变为将农村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畴。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已逐步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缓解农村贫困提供了美好的蓝图,但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怎么制定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就在新世纪提高农村扶贫标准政策下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个与反贫困理念发展相伴随的概念,是具有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征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通过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资源再分配,使其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以达到真正的脱贫。该制度具有使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效益性特征,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具有抗击贫困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同时,该项制度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可持续特征。这些特征扩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内涵。本文提出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概念,并构建一套体系对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客观的度量,可以为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化提供借鉴。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西北五省省会城市间居民收入现状调查分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西北五省省会城市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但各省会城市间居民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扩大。本文依据2007-2012年的经济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西北五省省会城市间居民收入进行调查、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西北五省省会城市间居民收入差距主要由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投入、金融发展程度、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等因素造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缩小西北五省省会城市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     

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构建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4年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广义加性混和模型,对影响城镇化率的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变动方向相同,但其对城镇化率影响的边际作用递减;非农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每上升1%,使新型城镇化率提高0.7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缩小1000元,城镇化率上升0.45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作用较小.据此提出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苏南地区要着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苏中、苏北地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推进新常态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中国农村收入、收入差距和健康

本文利用2004年和2006年中国9个省份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研究收入、相对收入和农村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状况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而改善,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收入差距对健康的滞后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此外,当基尼系数在0.387以下时,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将会随着基尼系数的扩大而改善,当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时,健康水平将受到损害。而数据显示68%的农村居民在倒U右侧,健康正受到扩大的收入差距侵蚀。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及其横向公平性分析

运用比率模型和标准值模型,通过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08～2010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显著性成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逐年增强。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且截至2010年仍然有7个省区市的食品支出保障弹力F<1,未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从横向公平性来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存在横向公平,但缺乏公平的物质基础。要实现农村全面保障,一是要大力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二是要加大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三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根据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确定;四是要加强制度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