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汉匈战和之争若干问题发微

盐铁会议对汉匈战和进行深入、全面辩论。桑弘羊运用“大九州说”为据主战,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的地缘政治观;桑弘羊行刺单于说,开西汉后期行刺四夷首领平叛之先。文学不重视边地,反映其统一意识的滞后;担心统军将帅借攻匈奴分裂,又体现其统一意识的进步。贤良、文学三十八年后重启和亲主张,成为汉匈关系由战而和的转折点。     

历史视野中的盐铁会议“轻重”之争

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是中国进入统一政权后最大规模的基于轻重原理的财政经济思想在现实中的新尝试。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从轻重制度本身的特点、优势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贤良、文学亦不否认这种合理性,但却从官员腐败导致完全走向反面为据而反对之。盐铁会议后,均输、平准逐渐废弛。汉宣帝、元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对均输、平准制退步了的继承。王莽五均赊贷则因腐败问题困扰而完全走向失败。     

盐铁会议的义利之辨

盐铁会议中文学贤良双方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秉持不同的义利观念,在盐铁会议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论辩中所强调出的义利之争,实际是个人的义利与国家的义利相冲突时怎样取舍的思考,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义利之辨的新发展。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盐铁会议的本质

盐铁会议不是一次关于政策的论争,汉武帝时期的政策不存在一个前后的分期问题。盐铁会议从本质上讲,是专权的霍光通过开会的形式利用儒生对桑弘羊施以打击的政治运动。之后,霍党势力就取代功勋赫赫声名极高的桑弘羊控制了西汉帝国的财政大权。在这次政治运动中,儒生积极地参与了对桑弘羊的打击行动。     

论盐铁会议的实质

盐铁会议是西汉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从表面看是桑弘羊与霍光之间的权利之争，深一层看则是西汉的第二次政策调整和第三次文化建设，而其更深的本质则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即由思想意识向政治统治的转变     

西汉盐铁会议对工商官营政策的批判

西汉盐铁会议围绕工商业实行官营还是民营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贤良文学们对工商官营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国家实行工商官营破坏了贵义贱利教条,违背了农本工商末观念,且经济绩效低下,带来了各种不良后果。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工商官营政策,积极倡导实行工商民营。贤良文学们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仍不失其历史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

从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标志着汉武帝、汉昭帝之际对匈奴政策转变的开始,即由“武折”为主,转为“武折”与“德怀”二者相结合。这一转变自轮台诏肇始,以盐铁会议及桑弘羊被诛标志其完成,既是对前代民族政策的吸收和继承,又是汉前期处理匈奴问题的经验总结,并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     

贤良文学与魁奈的重农抑商论

贤良文学与魁奈是中西方重农抑商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经济思想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重农思想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

文章首先对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评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学会议研究的学术意义,考察了文学会议对文学发展的多方面、多途径的深入影响;最后,探讨了新文学史上文学会议的种类、形式及其功能结构,并对如何深化文学会议研究进行对策性思考。     

对中国法治进程中“泛德化”倾向的反思

受传统文化消极影响 ,中国现代法治化进程中出现“泛德化”倾向。中国传统道德成为中国法治化培育环境的“温情杀手” ,传统道德的残余使中国法治化进展大打折扣 ,法律的价值和权威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确立 ,因此 ,清除“泛德化”对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影响实属当务之急。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世界文学”的历史解读

"世界文学"是一个形成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概念.它表征为一种民族文学间的精神分工、世界化功能、交流互换等的关系运动,并受到民族文学内部各要素结构关系的制约.它的性质依各民族文学的动机与方式不同而不同,其影响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比较文学研究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操作原则.     

“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年8月26～28日,＂民族文学的多重视域与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1年年会在贵州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发展、理论建构、文学经典解读、贵州民族文学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从“小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转型刍议

一、＂大文学观＂的倡导及其内涵 ＂大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出现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最初只是＂杂文学＂的别名。提出＂大文学观＂这一文学史观的是著名学者杨义先生。     

“自我的言说”——论沈从文的文学自律观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和自由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反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把文学当成"用具"及批判"商业低级趣味"文学,强调文学自由论和文学的独立本质;他从文学的自律性出发,提倡文学自由发展,同时强调作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期通过作家主体人格的确立和新文学经典的塑造来实现"文学的重造"。沈从文对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的坚守贯穿于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始终,其文学自律观不仅对当时畸形发展的政治化文学潮流和商业化文学倾向具有纠偏意义,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与民争利”之“民”与“利”——以《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的讨论为中心

汉武帝推行的封禁山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短期内缓解了国家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但行至昭帝时,已招致民怨沸腾。司马迁曾以最下者与之争来批评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派也明确要求政府解弛山川之禁,勿与民争利。所谓民,不可理解为包括农民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而是针对汉初以来新崛起的工商业者阶层而言;所言利,表面理解可泛指民众生活所仰给的天材地利,深入检视则相对国家经济基础而论——儒家传统始终坚持政府应以税赋为国利之渊薮,不应该通过垄断一般商业市场获利。司马迁和贤良文学派的经济主张,在汉代经济思想史上可谓一脉相承,都倾向于汉初以来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