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的变迁看经典译介背后的操纵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注重文本之间的转换,而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代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语言外的三因素对翻译的操控。他将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的各个层面。在此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以翻译经典文学的流变为中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活动的研究,从而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文学翻译过程的限制和引导,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使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与归化策略的使用

在翻译实践中,文本从原语到译语的过程经常受到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阐述在此过程中诗学与意识形态等文化的主要方面如何影响译者采取归化翻译策略。     

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通过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中各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体现。尽管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坚持忠于原著的翻译原则,但由于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个人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对原著的翻译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写。     

金斯密《道德经》译介中的跨文化操纵

1899年,英国汉学家金斯密在《中国评论》上将《道德经》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为推动19世纪《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西方学术文化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他在译介《道德经》过程中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对原文实施了跨文化操纵。具体操纵手段表现为:文化意象替代、增添、删减和改写。     

意识形态影响下《非洲的青山》译本对比 ——以张白桦、张建平译本为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提出了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这成为文化转向的核心范畴,对当代翻译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试从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入手,以张白桦、张建平译本为例,分析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译者译作的影响,为勒弗菲尔的操纵翻译的三大因素中的意识形态提供个案例证.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晚清文学翻译--以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为例

传统的翻译研究多从语言学层面上对原文和译本进行对比,认为“忠实”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但是晚清翻译文学的成功却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其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力.在此拟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结合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从意识形态对文本选择、译文文体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操纵三个方面,系统分析意识形态对晚清文学翻译的操纵力.     

多元系统论与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阐释力

翻译文学在异质文学系统中的接受和传播是文本内容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象变迁和经典建构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颇深。多元系统论主张系统内各子系统或元素间的关联、影响和位移;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与本域文学遵循同样的关系。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操纵论用以研究影响翻译文学动态变化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等外在政治、文化、社会因子。多元系统论和操纵论对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多元系统论的理论指导下,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扩大翻译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能勘察影响翻译文学形象变迁的隐性元素,洞悉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融共生。     

试论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文学翻译赞助人——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文学翻译赞助人,他的翻译观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和操纵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创新性、经济的目的性和政治的功利性三方面。     

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文本的翻译理解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只是作家完成的一堆印刷符号,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空白,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将其具体化,实现作品的意义。从翻译角度来看,译者首先是原文文本的读者,译者的阅读是翻译理解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文本因其偏重诗学编码,语义模糊,信息不确定,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不同于非文学文本的理解方法,应该遵循从部分到整体循环往复的原则,还要兼顾共通性与多义性的原则。     

“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

国内译学界对操纵学派理论在局部存在着某种片面化甚至机械化等令人忧虑的误读倾向,它忽略了该理论本身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探讨,也导致部分具体研究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忽略甚至扭曲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事例,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的可能。本文以一篇具有一定误读代表性的翻译史研究文章为引,深入文学与翻译史内部,探讨一种机械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从此延伸开去,本文进而走向操纵学派理论本身,在反观国内可能存在的接受偏差的同时,通过理论文本的精读考察操纵理论的全貌,以期对历史与理论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探寻。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外宣翻译是目前翻译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研究的角度和范围都很广泛。该文着眼于外宣翻译的意识形态问题,论述了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包括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政治语境对于译者主体性的限制,以及为了更好地实现外宣翻译的目标,译者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改写理论视角下《狼图腾》英译本的变译现象研究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操纵下的改写行为。以改写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狼图腾》英译本为研究文本,来研究《狼图腾》英译本变译现象,着重剖析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对变译的影响,从而揭示改写理论与变译的关系,表明其变译的成功有利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葛浩文方言翻译规范研究——以《蛙》为例

本文以莫言《蛙》中的山东方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葛浩文译本中方言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描述译者遵循的起始翻译规范,解释译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葛浩文比较注重方言的可接受性,这主要是受译者自身翻译诗学、主流的翻译规范和目标读者的定位等方面的影响。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试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码转换,也是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从选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无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这种操控有时是无形的、隐蔽的;有时却是显山露水,通篇译作流露出意识形态的痕迹。本文从选材和翻译策略方面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作一探讨。     

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英译

《道德经》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经典之作,语言凝练简洁,意义丰富,哲理深厚。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处于意识形态和诗学控制之下对源文的改写。赞助人影响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更加关注诗学。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道德经》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影响和制约翻译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诗学层面的也即语文层次的，另一个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国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个体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