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六个结合"搞好责任追究

文章认为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工作,应注意搞好六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责任追究要与考核工作相结合,把考核结果作为追究的依据;二是要与案件查处相结合,使违纪责任与领导责任在追究上一并到位;三是要与纠风、执法监察、廉洁自律等项工作的开展相结合,通过责任制来推动几方面工作的开展;四是要与平时的监督检查相结合,通过责任追究加大平时检查的力度,使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五是要与各执法执纪部门的工作相联系,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六是与群众的信访举报相结合,查处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案件,追究领导责任.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难点及破解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组成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范围不断扩展，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对权力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但责任追究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和执行环节，决策责任追究有限。当前，无论是自身设计还是外部环境，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破解这一议题，需要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衡量标准，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建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严格限定重大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追究机制缺损及构建路径

霍布斯说过:契约若没有刀剑,就只是一纸空文.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就必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以往人们对责任政府的要求仅仅停留在概念化阶段,对官员应负的责任往往缺乏明确界定,相应对失职的官员进行罢免、惩处与制裁也往往缺乏操作性的程序和手段.     

国有控股公司董事经营责任的缺失与对策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除享有一般公司董事的职权外,还可以经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部门授权而享有许多特殊职权.由于我国缺乏一套完善而高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来规范董事的经营行为,导致国有控股公司董事的经营权畸形扩张,国有资产低效运行甚至大量流失.为此,应当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等方面来建立和完善董事经营责任追究机制,通过公司内部追究和外部追究等方式,把对董事违法失职行为的追究落到实处.     

中国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建设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官员责任追究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中重要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制度化水平、责任追究范围、权力控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政治文明进程,规范了官员的行为,促进了良好行政生态的生成。但官员责任追究制度也存在着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缺陷之间、制度安排与实施能力有限之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种种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加强责任追究制度的研究,强化权力运行的责任取向,实现责任追究的制度创新。     

论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是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宪法的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 ,实行责任政治有所加强 ,在制度建设上也有进展。但是 ,权、责分离 ,擅自用权 ,违法渎职 ,权钱交易等仍较为严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强调建立健全和严格实行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 ,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从人民主权原则和执政为民的高度 ,充分认识实行责任政治 ,加强责任追究的重大现实意义。当前必须切实注意以下几点 :加强立法 ,完善制度 ;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对象与程序 ,在抓出实效上下功夫 ,加强监督 ,健全制约机制 ;加快体制创新 ,促进责任政治顺利实施。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与重构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即地方政府对生态问题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力及不正确履行其生态职责所应承担的后果。当前地方政府生态责任的缺失表现为生态责任意识缺失、忽视民众参与及生态问责追究不到位,这源于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不合理以及法律运作规定的不完善、地方政府权力过于倾斜和生态问责力度弱。为此,需完善生态法律体系、构建绿色GDP政绩考核模式和搭建地方高校社会问责机制来调整地方政府生态责任。     

人大监督与责任政府构建的地方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构建责任政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为政府设定了责任,同时也为人大监督政府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人大监督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一环。改革开放后,地方人大在监督政府方面勇于探索,运用审议工作报告、审查预决算、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对政府工作进行全方位监督,在规范政府职能范围和权力行使、纠正政府失职失范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对人大负责进而对人民负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环节。然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对责任追究不够重视;二是责任追究不够严肃;三是检查考核中形式主义比较严重,考核结果与责任追究脱节;四是责任追究缺乏有效监督。为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纪委履行监督责任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监督力度。     

论中国法官责任机制之语境悖论与变迁展望——基于司法错误防控的角度

在现代社会,各国的法官责任机制均致力于在绩效激励与司法独立之间寻求有机平衡。在中国,司法实践场域施行的法官责任机制主要是错案追究制。错案追究制肇因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经实务推演在功能上发生了异化,致使绩效激励功能和独立保障功能双重缺席。在转型中国的宏观语境下,应摈弃以实体司法错误为认定基准的错案追究制,采用以程序司法错误或有失当行为为认定基准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应理顺责任追究主体的权力结构,理清责任追究方式的模式种类。     

现代领导增强非权力性影响力刍论

现代领导如何增强领导者的影响力,除正确运用权力性影响力的作用外,努力提高非权力性影响力尤其重要.非权力性影响力主要来源于领导者个人的品德、才能、知识与感情等因素.     

提高政府执行力的责任治理及路径选择

提高政府执行力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责任因素是影响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因素。目前,政府执行力面临着政策执行不力、行政不作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务员的责任心不强、政府职责配置不科学、缺少完善而有效的责任绩效考核制度、责任实现激励机制不科学、执行责任监督不完善等方面。从责任视角看,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应当做到:加强"责任意识"建设,提高公务员的责任素质;确权明责,优化政府机构配置;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并与激励机制挂钩;推行执行不力问责制,优化责任监督机制,形成责任监督合力。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医疗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算法等现代化技术,实现辅助诊疗、医学影像、药物发掘、健康诊疗等功能,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备自主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医疗法律责任制度带来颠覆性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传统的医疗过错责任归责能否适用、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等成为现代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实践中的必答之问。因此,在借鉴欧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阶段通过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提出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侵权情形适用差别化归责原则,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强制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设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及行业标准,以实现既保障患者合法公平权益,又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发展之间的平衡。     

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之理性分析

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度需涵容于责任政府的理念之中,应是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根本制度,实施该制度的关键在于形成责、权、利协调机制,同时在于责任意识的培育。     

网络环境下版权侵权的民事责任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侵权具有技术性强、手段多、地域范围广等特点。可以根据侵权的特点将其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两种类型。在认定直接侵权的责任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客观行为、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等因素。在认定间接侵权行为的责任时,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客观行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等因素,并适当考虑网络产业发展的现实。     

关于苏联个人崇拜现象的历史考察——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

个人崇拜之风曾于苏联长期盛行,几乎弥漫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近半个世纪时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首先,俄国历来崇尚皇权;其次,领导人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第三,干部任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第四,政治高压运动不断;最后,领导人的虚荣心使然。个人崇拜现象的消除,既要不断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也要积极地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入手,使得领袖个人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与制约。     

论领导干部的非权力影响

领导干部具有权力影响和非权力影响,非权力影响是一种自然影响力,与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领导才能和个性特征相关,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应该增强其积极效应,遏制其消极效应。     

董事责任保险之承保对象研究——以董事不当行为为核心

在董事责任保险中,董事不当行为的内涵界定是准确判定保险人是否需要承担保险责任的基本前提。综合看来,董事实施的不当行为应当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只有在董事的行为同时满足这两个要件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认定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政府廉政管理责任制三论

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各级政府首长担负着对所属人员进行廉政管理的责任.对廉政管理失职的政府首长实行问责制,不仅能督促各级政府首长履行廉政管理职责,而且是对只治民不治官旧习的突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当今的党内问责、政府内问责、司法追究的三种形式中,政府廉政管理失职问责处于等靠纪委问责、缺少单独问责的相对薄弱状态,与中共十七大精神和廉政建设形势要求不相适应.为了研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政府参与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完善政府独特的廉政管理与失职问责模式,本文探讨了政府廉政管理与失职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实践模式的内容结构,旨在使政府进一步履行廉政管理责任,担负起艰巨的反腐倡廉任务.     

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法的归责原则 ,是构建整个民法内容和民事责任制度的关键 ,合理的归责原则体系一方面应充分体现民法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应体现民事责任制度的制裁、预防、补偿、保护权利等价值功能。我国民法的归责原则体系应由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