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道教钩玄

本文对敦煌所藏唐五代遗书中的道教文献包括道教经典、道教斋醮文书、道家符录文书、论道文书、有关道教活动的社会经济文书、道教文学作品等进行了钩辑整理,结合前人的有关研究,对这类敦煌卷子的抄写情况及其所反映出的敦煌道教活动进行了立体的勾勒和论析,为敦煌学和道教史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实证材料。     

俗字研究对敦煌本《本草经集注》的校勘价值举例

敦煌医学文献中俗字用例十分丰富,是敦煌俗字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却一直未能引起俗字研究相关学者的足够关注。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者则又很少会从俗字的角度进行考虑,以致在既往整理校勘成果中出现不少误录、误识俗字的现象。以敦煌龙530《本草经集注》残卷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俗字研究对敦煌医学文献校勘的重要价值。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道教文化是其中之一。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与敦煌地区源远流长的道教发展史有密切关系。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主要表现为描写仙人、仙境、仙游、道士的法术施行及仙凡相通。敦煌讲唱文学中蕴涵着的道教文化反映了唐代对道教的尊崇以及佛、儒、道三教之间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关系。     

道教医学的早期传承与理论创造--以《老子中经》、《黄庭内景经》、《太清中黄真经》为核心

通过对早期道教经典和传统医学经典相互关系的对比考察,认为早期道教医学的源头从道教文献记载的角度至少可以上推到东汉时期.道教医学在继承以<黄帝内经>等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还有着自身更为复杂的传承体系.同时,道教医学在养生疗疾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医学理论和医学认识,如其中的丹田命门说、脑主神明说以及对于三焦、胆腑和增损饮食以求长生等方面的认识,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开掘.     

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译注

<正> 1 从中亚得到的古文献中,有很多医学文书,其中大部分是从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和西域诸语文献,也有一部分是从敦煌出土的文献。把西域出土的以汉文文献为主的资料编目者三木荣博士,分类列举为:方书35件、五脏6件、脉书7件、针灸类5件、本草类5件、佛教医方15件、道教医方3件,总计一百多件。此外,口泰淳师又提供了20余件西域诸语文献。但这此数字不及已发现的古文献总数的百分之一。 以这样少的资料来论证一般的规律,或许是无意义的。西域诸语文献,是阐述印度的医疗法,尽管有欧州学者的研究,但在中国和日本还未涉及这个领域。汉文文献无例外是     

道教内丹学视野下的"奇经八脉"初探

对道教内丹文献中有关奇经八脉论述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道教内丹炼养术对传统经络学说的完善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宋元时期,内丹学家通过修炼实践,验证并丰富了传统中医学对奇经八脉的认知;明清时期,道教内丹学关于奇经八脉的生理与病理观点已经十分成熟,在炼养与却病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至今仍不失其医学思想价值,是道教医学养生文化中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精蕴.     

敦煌医药文献P．3596若干文字问题考证

敦煌医学卷P.3596,系法人伯希和氏(Pelliot)盗购的敦煌文献之一种,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以伯希和之名编号为P.3596。该卷为一篇古代医方杂抄,原卷存240多行,200余方。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等整理本中将其拟名为《不知名医方第九种残卷》。由于原卷抄录文字行草不一,正俗兼行,且有不少讹误字,因而原卷校录中较易发生释读差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种敦煌医药文献研究专著中,在该卷子的文本释读方面存留的错误较多。为了更准确地传承敦煌医学资料,现专门就该卷子中的文字释读问题展开讨论,根据语言文字基本理论并参以相关文献加以考订。     

敦煌本《升玄内教经》的南朝道教渊源

文章试图通过对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中南朝道教渊源的辨析,揭示这部经典在承袭魏晋以降南方道教各派教法的基础上,受到当时玄学风尚的影响,借鉴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和中观学说,对中国固有的道教传统教义的哲理化改造。作者指出这种改造实际上反映了中古道教在道家精神和佛学智慧的交互启迪下消除巫术,追求理性的探索过程。     

道教医学与中医学关系刍议

对道教医学的认识,有必要以中医文化发展史为背景.从中医文化发展史看,中医经历了道医、儒医、术医三个阶段.广义的道医学包括道家医学与道教医学.狭义的道医学指的是道教医学.道教医学是相对于中医学的两个另外发展阶段儒家医学、术医而言的.     

浅论唐宋敦煌民俗佛教的特色

敦煌地区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但汉文化居主导地位。唐宋敦煌民俗佛教是汉传佛教儒教化的结果,糅有藏传佛教道教化的因素,集佛菩萨、祖先、天神崇拜三位于一体。研究唐宋敦煌民俗佛教应立足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汉文化。     

十世纪前道教文学发展筒述

道教文学是一个体例与内容都十分宽泛的学术概念,它以道教活动为本原,以与道教思想、精神或信仰等相关内容为题材,通过多样文学体裁和多元创作方式塑造形象、创造意境和追求审美以反映道教文化之种种。用纵向的历史眼光来看待——道教文学——作为互为背景的道教文化与文学艺术结合之典型代表,这独特的文学类型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国道教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演进相同步的。     

唐代道教文学史刍议

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方面成果最为丰硕,在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道教学研究成果方面仍待加强。唐代首次形成遍布全国的道观网络,多部道经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成为全民熟读的典籍。唐代形成了一套融合所有道教传统的科仪经系以及相应的道经位阶体系,这决定了唐代道教文学独特的知识谱系。六朝时期不同经派背景的仙真被整编到唐代道教仙山地理系统之内,仙山地理的相关道教文献是唐代道教文学尚待开拓的领域。     

道教建筑的哲学理念初探

要达到神仙长生的目的、修炼成仙,就必须有一定的环境和空间。道教建筑自然就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媒介。于是道教建筑被赋予更多的内涵,成为蕴含了道教哲学理念的宗教建筑,也成为了体现道教生命哲学、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物化载体。     

2007年中国道教美学研究概览

道教美学思想内涵丰富,价值甚高,历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2007年道教美学研究,在探究道教美学基本思想的同时,涉足道教美学与文学艺术、道教美学与生命生态、道教美学与各宗教比较研究等领域,交流融合,颇有见地。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

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 ,探讨唐代《道藏》的编撰与道经的传写及经法传授的有关问题意义重大 ;唐代道经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 ,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     

道教神像画艺术的衍生开发研究

道教神像画作为一种特殊的道教绘画形式，常用作于水陆道场的仪式。其神像绘画既有工笔细腻之气，又有世俗婉约之美，是道教神仙信仰发展至今的承载者与见证者。时代语境在改变，道教神像画为顺应当下文化创新的大环境，从艺术衍生发展的形式重回现代人的生活。以道教神像画的艺术衍生为研究对象，论述了道教神像画艺术衍生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市场空间，以期探寻道教神像画艺术衍生开发的创新发展之路。     

“道美”：妙不可言?——论道教美学思想从《河上公章句》到《想尔注》的转变

河上公论及“道美”五个方面“道美”比任何感性形象美都高,“道美”既无形又难从一般审美中获得,“浮华”之文艺不符合“道美”精神,“情欲文饰”不但不符合“道美”且会害人害己妨政扰民,“道美”和“道”一样只具有无用之“用”,《想尔注》都做了更宗教化的阐述。“道美”思想从《河上公章句》到《想尔注》的转变,体现了道家美学思想到道教美学思想的过渡。     

论道家生命结构观的建立与发展

道家从老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生命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管子》中的《心术》、《内业》等道家类著作以及《庄子》等先秦道家典籍均对生命结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生命的形神、身心二元结构理论,奠定了道家生命结构观的理论基础。汉代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第三种要素“气”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形、神、气生命三要素论,并对生命之形体与精神的各自内在要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大大细化和深化了先秦道家的生命结构观。     

瑶族挂灯与道教北斗七星信仰

瑶族宗教中常用的挂三台灯、挂七星灯、挂九星灯和挂大罗十二盏灯等几种挂灯仪式,全与道教北斗七星信仰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并受到了道教设灯仪祭拜北斗七星和授箓的影响。其中前两种仪式与道教北斗七星本命星信仰有极大的关联,挂灯经书的部分内容直接抄自道教《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与道教北斗信仰追求现世得道升仙所不同的是,瑶族挂灯主要在于祈求来世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