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的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具有三大特点 :(1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置于同西方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上予以思考 ;(2 )他们都反对经典的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力图在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3 )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和西方具体历史条件之下 ,解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宏观视野中 ,考察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的中国梦再剖析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最近在《中国学术》上发表一篇题为(默契还是预约?——结构、解构的中国梦)的论文,文中提出了一个在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颇值得玩味的问题——西方结(解)构主义文论家们对“中国”的构想。苏认为,西方的“解构主义一向对中国表示出一种认同感,对解构主义来说,东亚似乎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典范,一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例外;而这个典范,这个例外,正是他们所希望占有的位子。”苏接着对西方后结构主义者的这样一个“中国梦”进行了分析,     

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日常生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

作为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他们从最初的经济批判发展到大众文化批判;由最初的激进思想批判转变为温和的思想探索。其中日常生活批判是他们理论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与技术决定论

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增长,近些年西方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技术决定论者(或称唯技术论者)。他们有的人认为技术已经成为独立的价值创造者;有的人认为,技术专     

游移的他者：毛姆小说中的文化边缘人

本文聚焦毛姆作品中拉里、斯特里克兰德等游移的他者形象,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分析毛姆作品中的异质文化对人物内心造成的冲击。面对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拉里和斯特里克兰德等人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动荡与空虚所带来的窒息、孤独与异化感。为了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超然物外,他们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厌弃和对＂他者＂文明的景仰,逃离西方本土文化、进入异质文化中寻求灵魂的栖息地,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文化中游移的他者。此外,我们还发现,这些文化边缘人不仅体现了当时部分欧洲人对＂他者＂世界的向往,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作者为逃避西方文明所进行的一种跨文化尝试。     

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科学的进步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切的一个课题。虽则大家无不认为西方经济学有着若干可借鉴和参考之处,然而具体的阐述说明却是见仁见智,分歧甚大。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能离开从总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与经济科学进步的关系这个立足点。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必须强调,这段话同样应该成为     

近代西方社会契约思想的历史流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契约观念源远流长,近代西方社会契约思想家们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系列篇章。从霍布斯到洛克,从卢梭到康德,他们以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有限政府、宪法至上等理论,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及现代民主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民主理论框架。     

韩中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以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为中心

韩中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受到封建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于是,在韩国,以开化派人士金玉均和朴永孝为中心发动了甲申政变,而在中国,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中心发动了戊戌变法。他们分别得到高宗和德宗(光绪皇帝)的支持,推动了近代化改革运动。一当韩中两国在封闭的社会中裹足不前的时候,欧洲各国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实现了惊人的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向海外扩张。在西方各国的强压下,韩中两国的传统社会走向崩溃,近代化过程坎坷不平。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的入侵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庭手工业迅速瓦解。太平天国起义…     

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中的作用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作用的程度如何,却有不同的看法。在西方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战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者认为,从苏联演变的过程看,由于在苏联国内、苏共内部存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应力量,他们从内部配合了敌对势力的需要,从而促成了演变的事实。如果没有内应力量,西方的和平演变势力即便强大,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近代中国文化观的革新历程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也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开始了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艰难历程.在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最初的器物层面经历了中间的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文化本质层面,最终完成了对西方文化本质的认识,也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观的最终革新.     

洋务派主持下中国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起步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期间30多年,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士绅,他们与封建顽固派不同,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建新式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尝试了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这个过程充满了个性特色,与西方各国的近代化过程相比,差异明显,其中有三个特点,简直与西方近代化过程大相径庭.     

什么是市场体制下的公正分配原则——评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之争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纷繁多样的流派和代表人物中,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哲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和诺齐克(Robert Nozik)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在70年代相隔3年分别出版的《正义论》和《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罗尔斯《正义论》)1971年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译本.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年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引文参照英文本作了修订)被西方思想界誉为当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著作.两人的政治哲学分别侧重于西方社会自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形成的所谓自由民主传统最重要的两翼——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或曰集体福利与个人权利).他们围绕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基本体制的分配正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依据和规范性的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是西方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将对这两种分配正义理论的异同、争论的焦点、理论渊源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讨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理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异化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课题。从理论内容上看,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深地打上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烙印。正是从这一基本理论倾向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置于一个崇高的地位,把异化问题作为他们文化批判的中心内容予以了深度的关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     

微风入园池 吹得几重皱——也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自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一批旧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试图将基督教的种子移植于东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以挽救旧教势力的命运。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和先进的仪器物品。同时,他们也积极地把中国的人文、科技、风俗等知识传到西方世界,给欧洲大陆吹去了一股清新的中国文化之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双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早巳有定评。但对其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     

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待苏联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支持和有保留的批评到公开强烈批判,再到彻底失望的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激烈而全面的,他们指责苏联的意识形态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经济体制是非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极权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体现了其自身的偏见。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他者的反叛——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途径的选择

林语堂与萨义德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诊断却有所不同。尽管二人都看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在本质主义,但两个人对救治方案的选择又有不同。林语堂的方案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改造,重新讨论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林语堂选用了孟子的标准,就是四心。萨义德选择的方案是解构式的,批判了本质主义的民族身份观念,而倡导建立对话性的、多变的民族身份观念。他对人文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人文主义不是恪守着那个精英的标准,拒绝新事物,拒绝其他文化,而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交往对话的过程,不断创新的过程。他们的设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不平等和扭曲、偏见等问题仍有重要启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参与对话的动态过程,一个谈判、协商的过程。它接近于萨义德所说的人文主义,但在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层面上,它接近于林语堂对"人性"的追问。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龚廷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从卢卡奇到德里达”(项目批准号:02BFX004)2006年4月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最终成果为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该项成果系统地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潮的历史脉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潮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主要流派的著作、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者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既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全盘肯定,也没有对他们一概排斥,而是深入其法学理论逻辑的内部,对其进行具体分析,…